十　东北人民的灾难和仇恨

　　关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造下的灾难，我过去从来没听人具体地谈过，也从来没有在这方面用过心。我多少知道一些东北人民的怨恨，但是我只想到那是东北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事，与我无关。历史过去了十来年，到今天我才如梦初醒，才感觉到真正的严重性。 9 ]6 N% ?# \" E- Y( H3 v6 A( g% Z
　　工作团的人员给我们专门讲过一次，关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罪行的部分调查结果。我当时听了还有点疑惑。他列举了一些不完全的统计数字，例如惨案数字，某些惨案中的集体屠杀的数字，种植鸦片面积、吸鸦片的烟民及从鸦片贩卖中获得利润的数字，等等，都是骇人听闻的。那些屠杀、惨案的情节更是令人发指。我听的时候一面感到毛骨悚然，一面却在想：“果真是如此吗？如果是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我的弟弟、妹夫、侄子和随侍他们也没有人向我说过呢？”
; V. w8 I8 b! j) N　　一直到后来参加了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我才不再怀疑这些血淋淋的事实。
  V1 `0 t# O1 m# V　　我们这是第一次看见日本战犯。后来从报上才知道，抚顺的日本战犯是在中国羁押的日本战犯的一部分。根据这次大会和后来日本战犯的释放、宣判以及以后陆续得到的消息，我们发现这些罪犯在学习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关于这点，我后面还要说到。现在说一说这个大会。这个大会虽然有所方和工作团的人员在场，事实上是由他们自己的“学委会”组织起来的。“学委会”是在大多数日本战犯思想有了觉悟后，自己选出来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组织。在这次大会上，有几个日本战犯讲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坦白交代了许多罪行，有的人则对别人进行了检举。他们用事实回答了一个学习的中心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是在中国犯了罪。我们全体伪满战犯参加大会旁听。在那些坦白与检举中，给我们印象最深、使我们感到震动最大的是前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和一个伪满宪兵队长的坦白。
+ L5 }8 R: [, ^0 a. r　　古海忠之是日本军部跟前的红人，他和武部六藏（总务厅长官）秉承关东军的意旨，以伪满政权的实际统治者的地位，策划和执行了对全东北的掠夺和统治。他具体地谈出了强占东北农民土地的移民开拓政策，掠夺东北资源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毒害东北人民的鸦片政策，以及如何榨取东北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准备太平洋战争等等的内幕。他谈出了许多秘密会议的内情，谈出了许多令人咋舌的数字；他所谈到的那些政策的后果，每个例子都是一个惨案。例如一九四四年从各县征用了一万五千多名劳工，在兴安岭王爷庙修建军事工程，由于劳动与生活条件恶劣，在严寒中缺吃少穿，死掉了六千多人。又例如为了准备对苏作战，修改流人兴凯湖的穆棱河河道，工人由于同样原因致死的有一千七百多人。
+ h  B, ?; o, W- ^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谈的鸦片政策。
# k) M# W5 c3 Z& r2 T6 ~$ G0 d　　一九三三年初，日军在热河发动军事行动之前，为了筹办军费，决定采用鸦片政策。当时尚未控制东北的鸦片生产情况，手中现货不足，乃向国外贩进二百多万两，同时用飞机在热河广散传单，鼓励种植鸦片。后来，大约是一九三六年，在伪满七省扩大种植面积，大力生产，以后又以法律形式确定了鸦片的专卖垄断。为了鼓励吸毒，各地广设“禁烟协会”、鸦片馆，并设“女招待”，大事吸引青年。一九四二年，日本“兴亚院”召开了“支那鸦片需给会议”，做出了“由满洲国和蒙疆供应大东亚共荣圈内的鸦片需要”的决议，据此又在伪满扩大种植面积到三千公顷。据古海估计，至伪满垮台止，伪满共生产了鸦片约达三亿两之多。鸦片利润在一九三八年占伪满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一九四四年利润增至三亿元，为伪满初期的一百倍，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军费重要来源之一。吸毒的烟民，仅热河一省就达三十万人左右，全东北平均一百个居民里就有五个中烟毒的人。
$ E5 q! X+ E6 y! y7 U( h　　那个宪兵队长所坦白的，都是非常具体的事例。他交代出的每件事，都是一幅血腥的图画。 ) _; V! q+ r: I: ?8 t# d# m) s
　　他做过伪满西南地区宪兵队队长。为了镇压人民，宪兵队采取了各种恐怖的手段。杀人，往往是集体屠杀，杀后还召集群众去参观尸体。有时把一些他们认为可疑的人抓了来，站成一排，从中随便挑出一个来，当众用刀劈死。他自己用这种办法就杀了三十多个。抓来的人，要受到各种刑罚的折磨：棍子打，鼻孔里倒灌冷水、辣椒水、煤油，用香火烧，红铁烙，倒挂起来，等等。 7 B' ~, p( l  P. r  |, T
　　在许多日本战犯的检举中，惊心动魄的惨剧是数不胜数的。这些惨剧的主演者实在比野兽还要残暴。有一段故事我记得是这样：一个日本兵闯进一户人家，一个年轻的母亲，正坐在锅台边上抱着孩子喂奶，这个兵一把抢走孩子，顺手扔进开水锅里，然后强奸了那母亲，最后用棍子插进阴道，活活弄死。这类的故事当年普遍发生于东北各地和日军的各个占领区内。原来这就是“圣战”的内容，这些“皇军勇士”正是我当年祝福、遥拜、拥护的对象，正是我当年的依靠。
$ `6 @7 e7 R" [8 j/ @　　后来，检察人员不断地送来调查材料、统计材料和东北人民的控诉检举材料。当年东北地区的地狱景象，在我面前越来越清晰。我终于明白了在我屈从、谄媚日本关东军的同时，在我力求保存我的“尊号”的同时，有多少善良无辜的人死于非命；同时也明白了在我恬然事敌的时候，正有无数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向敌人进行着抗争。 6 {; \  R0 D/ R- ^1 d9 A
　　东北人民所遭受的残害，如果不算直接在日本统治者手里受到的那些，只算经过伪政权和汉奸们那里间接受到的，就可以不费事地举出很多例子和数字来。例如在种种有关粮食的法令、政策，即所谓“粮谷出荷”的规定下，东北人民每年收获的粮食被大批掠走，特别是在伪满后期，东北人民只能靠配给的玉米穰、豆饼、椽子面等等掺成的“混合面”过日子。被掠去的粮食除了充做军用，大部运往日本。输日数量逐年增加，据伪满官方资料，在一九四四年一年内，即输往日本三百万吨。在伪满的最后六年间，粮食输往日本共计一千一百一十多万吨。
* I% `2 f  Q* y4 q8 g; G　　在统制粮谷、棉布、金属等等物资的法令下，人民动不动就成了“经济犯”。例如，大米是绝对不准老百姓吃的，即使从呕吐中被发现是吃了大米，也要算“经济犯”而被加以治罪。仅仅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的一年间，被当做“经济犯”治罪的就有三十一万七千一百人。当然，被抓去挨了一顿痛打之后放出来的，并不在此数之内。
  X+ {" n% [1 j7 j7 B　　东北农民在粮食被强征的同时，耕地也不断地被侵占着。根据“日满拓植条约”，日本计划于二十年内从日本移民五百万人到东北来。这个计划没有全部实现，日本就垮台了，但是在最后两年内移人的三十九万人，就经过伪满政权从东北农民手中夺去了土地三千六百五十万公顷。此外，借口应付抗日联军而实行的“集家并屯”政策，又使东北人民丧失了大量土地，这尚未计算在内。
  r; Q+ P1 z( y. z" o  X4 Y　　又例如，日本统治者为了榨取东北的资源，为了把东北建设成它的后方基地，通过伪满政权，巧立了各种名目，残酷地奴役着东北人民，实行了野蛮的奴隶劳动制度，造成了惊人的死亡。自一九三八年用我的名义颁行了“劳动统制法”后，每年强征劳工二百五十万人（不算从关内征集的），强迫进行无偿劳动。大都是在矿山和军事工程中进行劳动，条件十分恶劣，造成了成批死亡。像一九四四年辽阳市的“防水作业”中，二千名青年劳工因劳动过度不到一年就被折磨死的，竟有一百七十人。吉林省蛟河县靠山屯农民王盛才写来一份控诉书，他说： 7 [: @- W* J$ @! |- \" F# B
　　　　我哥哥王盛有在伪满康德十年旧历一月间，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东安
; M( t4 k: d6 n0 X! O4 _　　省当劳工，他在那里吃橡子面，还不让吃饱，夜晚睡在湖地上，还挨打受
6 X2 y; p, A7 r; _( o3 e　　骂，共去七个月，折磨成病，回来后九个月死去。嫂子改嫁，我父亲终日 * s# T+ U: o1 f
　　忧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使我家破人亡。
1 _9 ^" g7 V& N8 e+ B: m" X　　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东北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是农民，普通的职工、学生，以及因检查体格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即所谓“国兵漏”的青年，都要定期从事这种奴隶劳动，即所谓“勤劳奉仕”。蛟河县拉法屯的陈承财控诉说：
; o; Y, {& |6 o9 a7 F$ C: X　　　　伪满康德十年的旧历五月初一，伪蚊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兵”检 $ f, @; c) A) B+ O: [! B  k
　　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一九八名，编成“勤劳奉仕队”，集中县城。第三
" p; m2 H4 g& S  B+ T　　日由日本兵押着我们，到东安省勃河县小王站屯做苦工。让我们在野地里 5 w9 H( q6 L5 s9 w7 c/ b
　　挖了一米宽四十米长的沟渠，一栋挨一栋的搭起草席棚子。里边铺些野草， . ~0 c0 U# t& \4 A/ M" {) M( s
　　非常潮湿，让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简直不能说了，每天只有橡子面饭团， 1 E& D5 D- F  i. A7 u+ S
　　也不给吃饱。在吃饭前还得排成队，双手举饭“默祷”三分钟。每天重劳   E1 W3 W3 h# B* o; K1 U
　　动超过十二小时，不管天气炎热与寒冷，叫我们全脱光衣服进行劳动。冬
4 o+ S; F9 C+ H　　天把我们冻得起疙瘩，夏天晒成脓疤直流水。就在这样劳累苦难的环境下， 9 [6 T0 p! d0 J
　　为伪满洲国修所谓“国境道”。我乡富太河屯刘继生家，一家只父子二人，
! \) W  T' @8 B1 F) M- u　　刘继生就是于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工地上的。父亲在家听说儿子死了，也
% i  h7 S' T' K; u1 T　　上吊自杀了。挨打是经常的事。在同年五月初四逃跑了五名，不幸被鬼子 % f. H- l$ V( D( t6 F! s
　　抓回一名，当场把抓回的青年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人骑着马在地里磨， & n7 e: J1 x+ n" e
　　一直把这个人的肚子磨破，肠子流出而死。 : E6 y  G3 W. O' O
　　处境最惨的是“矫正辅导院”里的人。在伪满后期，日本的统治，已经残酷到接近疯狂的程度。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和镇压人民越来越大的反抗，一九四三年颁布了“思想矫正法”和“保安矫正法”，在全东北各地普遍设立了集中营，名为“矫正辅导院”，以所谓“思想不良”或“社会浮浪”为名，绑架贫苦无业者或被认为有不满情绪的人，从事最苦的劳役。有时候，连任何询问都用不着，把行路人突然拦截起来，统统加上“浮浪者”的罪名，送进矫正辅导院。进去之后，就没有出来的日子。那些熬到伪满垮台的人，今天怀着刻骨的仇恨，向人民政府控诉了伪满政权。鹤岗市翻身街的一个农民，伪满时原在鹤岗“新开基满洲土木”做工，一九四四年被以反满抗日名义抓到伪警察署。同他一起的有十七个人。他们被毒打之后，被送到鹤岗矫正辅导院，强迫到东山煤矿挖煤，每天十二小时，每顿饭只有一个小高粱饭团，没衣服穿，没被子盖，经常受毒打。他说： 9 i. b: E" O# k1 F( L2 f: O
　　　　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押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被辅
( u! L( ?/ n# D0 P　　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 - I3 I5 l, K3 K- V1 j
　　下爬不起来。后来又用洋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七天人事 - }$ u5 M5 E2 e3 z& }
　　不知。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 " n$ Z7 N% H# V2 W% |
　　葱，被辅导科的汉奸王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五元
( J  x6 @3 E" V" V$ L　　钱。他们就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又把我装在麻袋里，不蹲下
0 a- L( |% J4 O, ]$ E　　就敲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三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 4 G0 }* _: ]8 i8 _
　　每隔三四天就抬出七八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十七个人就死了九个。我得 , N/ L# J$ a0 V
　　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三个弟弟那时最大
0 ~! d7 z; c8 I  @6 w- Y　　的十一岁，他们每天讨饭过活。 , v4 _5 S) K; l' P% W)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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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影，在检举书上写道： / x% Y- I; d' Z1 y( Q# l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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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一九四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九号，囚禁   j* _8 K# f3 E. D* N5 i
　　人数达一千一百九十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等 + @5 ^& L8 g6 f( L* E
　　地区监狱里押送来的。其中有一人叫陈永福，是我认识的。他在街上行走，
( R6 L# m  K# Z% U. z9 n　　无故被警察抓来的。在矫正辅导院里的犯人，每天做工十二小时，每人每 6 _( c0 W) I, x. z# @
　　天只给六两粗粮，穿更生布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 7 r5 ]$ d3 A1 y' v2 K% }
　　不良，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四
. q: o+ r8 O1 V; K& p( B% @  Z　　两至三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
' b6 e% t6 j3 o; @5 i　　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一二日才抬出 ( ~" ]$ ]/ L2 u% D2 |! U
　　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一九 . W8 G5 ^2 {1 ~
　　四五年三月二十号我亲眼看见使用黄毯子卷尸体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两
- {9 q3 ]( \9 |& e) _5 \　　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 - t. ]- P+ U  D+ x: O6 j
　　为防止“浮浪者”（被押人）的逃跑，施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
3 G" n  U1 d! k# U  X+ t( m　　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
; Y0 |8 o1 ^: P8 F% r0 {0 X) h* [* @& V　　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浮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便上，提 4 U" |$ D# z2 G3 ?. X
　　回监房即死。……
$ S6 [; M( F" z- ?9 ~　　伪满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对东北人民的镇压，更是充满了血腥气，造成的惨案更是数不胜数。据检察人员从残余的伪满官方档案里找到的部分材料，就统计出了被伪满军杀害的抗日军民有六万余人，屠杀的居民八千八百余人，烧毁的民房有三千一百余处所。伪满警察、特务机关所杀害的善良人民，那数目是无法计算了。仅据三十六起有案可查的统计，在被逮捕的五千零九十八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群众中，只有三人经不起诉释放，档案中声明判死刑者四百二十一人，未判刑即死于狱中者二百十三人，判徒刑者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其余二千二百八十四名则无下落。伪满时期，东北是警察的世界，几乎村村都有警察。一个县的警察署，就等于是个阎王殿。这种地方制造的惨剧，在地狱里也不过如此。肇源县八家子有位六十一岁的农民黄永洪，当年因为给抗日联军送过信，被伪警察署提了去，他经历了一场集体屠杀。他说： 6 z9 U- t( r7 K1 b
　　　　这年阴历二月二十六，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三十多人，让拿着洋镐
0 c' _+ |& E2 o; n1 h' R/ o% W+ G　　到肇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二十七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 8 g; i8 p% f) q4 a* w
　　三、刘成发四个人，另一批又提二十人，到了西门外，把那二十人枪毙了，
0 s  f- @6 \* ]- G' @% X  F　　又提来二十二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 ' s* v! `& Z2 ^/ b* Z: ^7 L4 x
　　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 9 {" c  |( y- [8 P  D
　　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四个人将他们四十二人用土都埋了。现
0 }+ v8 I% K& A' _　　在肇源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
1 I6 n. I, Q0 a  A" ]: D4 M3 B) C$ M　　这座活地狱，在“执政”、“康德皇帝”、“王道乐土”等等幌子底下存在了十四年！所有的残酷暴行，都是在我这个“执政”和“皇帝”的标签下进行的。每个受难者都被迫向“御真影”叩拜，背诵“诏书”，感谢“亲邦”和“皇帝”的恩赐。因此，今天每份控诉书后面都有这类的呼声： ) v: Y$ i( H; L" R* o7 C
　　“要求人民政府给我们申冤报仇！我们要向日寇和汉奸讨还血债！”
' q' `2 w4 z% ]8 i8 b8 s1 t; y8 m　　“给我们死去的亲人报仇！惩办日寇和汉奸！” % \" V% h/ l3 H3 M! V

十一　“自作孽，不可活”

　　问题之严重，还不仅限于此。 ! x! j2 ], e. m- z% ]: f% O) f/ k; G
　　日本战犯的坦白、揭发和东北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使我们“一所”激动起来了。尤其是那些年纪轻的人，反应分外强烈。在这种情形下，我遭到了侄子、妹夫和大李的揭发。我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仇恨中，其中包括了家族的仇恨。我犹如置身镜子的包围中，从各种角度上都可以看到自己不可入目的形象。 , C5 R" n9 s; N. x9 `
　　这是从我们一所的一次全体大会开始的。那天我们参加过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工作团的人员把我们召集起来，要大家谈谈感想和认识。许多人从日本战犯大会上感染到的激情犹未消失，这时纷纷起立发言，自动坦白出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了别人。人们检举比较集中的是前伪满司法大臣张焕相。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做过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和东北军航空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关内跑到抚顺老家，千方百计地巴结日本人，给统治者献计献策，上了四十二件条陈，因此，得到了关东军的赏识，并由军政部嘱托爬上司法大臣的位子。他有许多出名的举动，其中一件是他在被起用之前，在家里首先供奉日本神武天皇的神龛，每逢有日本人来找他，他必先跪在神龛前做好姿势等着。另一件是，他曾在抚顺亲督民工修造神武天皇庙，修成后和他老婆每天亲自打扫。在人们的检举声中，他吓得面无人色。后来人们提到他人所以来的种种对抗举动，例如故意糟踏饭菜、破坏所内秩序、经常对看守员大喊大叫，等等，引起了全场人的忿怒。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今后再不老实，还要随时揭发他，政府也不会饶他。我很怕也被别人这样当场检举，很怕别人也认为我不老实。由于这次检举与认罪，不准彼此透露材料，我怕别人不知道我已做了坦白，觉得有必要在大会上谈谈，表明我的态度。因此，我也发了言。在我讲完了坦白材料之后，刚要说几句结束话，再表明一下认罪决心的时候，不想小固忽然从人丛中站起来，向我提出了质问： & t6 ]! Q& r* ^: g* J/ P3 A
　　“你说了这么多，怎么不提那个纸条呢？”
; D6 M2 F8 t; d' p　　我一下怔住了。
- L7 a; Q1 x& B/ ^/ Y" q　　“纸条！小瑞的纸条！”小秀也起来了，“那些首饰珍宝你刚才说是自动交出的，怎么不说是小瑞动员的呢？” 4 W, m. f2 I  s% z
　　“对，对，”我连忙说，“我正要说这件事。这是由于小瑞的启发……”
. ^. z7 ?5 r) V" r. j" _　　我匆匆忙忙补充了这件事，而小固、小秀还是怒目相视，好像犹未甘心的样子。幸亏这个大会到此就结束了。 * m  c6 f$ m2 E4 t( Q4 y/ o0 g8 y
　　我回到监房里，赶紧提笔写了一个检讨书给所方。我想到所长知道了一定很生气的，心里不由得埋怨小瑞，于什么把这件事告诉小固和小秀呢？小固和小秀未免太无情了，咱们到底是一家人，你们不跟老万和老润学，竟连大李也比不上！过了不久，我看到了他们写的书面检举材料，才知道家里人的变化比我估计到的还要可怕。   ?8 j" L' C5 z" l4 M3 g' z; \
　　按照规定，每份检举材料都要本人看过。赵讯问员拿了那堆检举材料，照例地说：
7 J' o1 X) t0 A　　“你看完，同意的签字，不同意的可以提出申辩。” + c( F6 W! n* e5 ?
　　我先看过了一些伪大臣写的。这都是伪满政权的公开材料，我都签了字。接着便看我的家族写的。我看了不多页，手心就冒汗了。 % S' m+ S  V2 O
　　老万的检举材料里，有一条是这样写着的：
+ i) x' g& e& _5 A* f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我入宫见溥仪。溥正在写一纸条，此时张
, h* {& M$ W$ Y+ d　　景惠及武部六藏正在外间屋候见。溥向我出示纸条，内容大意是：令全满 % ^0 L2 R5 d" H& S
　　军民与日本皇军共同作战，击溃来侵之敌人（苏军）。溥谓将依此出示张
6 b: d. R& \4 y' g7 S! \2 a* S　　景惠等，问我有何见解。我答云：只有此一途，别无他策。 " O0 _! y( W+ E- K: S
　　我心想这可毁了！我原把这件事算在吉冈的账上了。 5 \% a. e" Y9 T, H0 I
　　大李的检举，更令我吃惊。他不但把我离开天津的详情写了，而且把我写自传前跟他订“攻守同盟”的事情也写上了。 : _7 v9 g3 u: e# Z7 {7 E9 M* [" Q
　　事情不仅仅是如此。他们对我过去的日常行为——我怎么对待日本人，又怎样对待家里的人——揭露得非常具体。如果把这类事情个别地说出一件两件，或者还不算什么，现在经他们这样一集中起来，情形就不同了。例如老万写的有这么一段：
: |/ z6 U' P, h6 j　　　　在伪宫看电影时，有天皇出现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占镜头即大鼓
- ?% {! F9 y$ p　　掌。原因是放电影的是日本人。
2 f9 z% E1 N5 y3 Z) k( R　　　　一九四四年实行节约煤炭时，溥仪曾令缉熙楼停止升火，为的做给吉
2 c3 e; c/ `/ }, Z/ d" H　　冈看，但在自己卧室内，背着吉冈用电火取暖。 2 f) m! u: B1 [: Q
　　　　溥仪逃亡大栗子沟，把倭神与裕仁母亲像放在车上客厅内，他从那里 # |7 Y4 K# ?" V7 R/ C
　　经过必行九十度和，并命我们也如此。小瑞的检举里有这样一段：
# W) w7 C2 {- d. U5 C# u. B- q　　　　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后收容到博济总
6 n! o( [; D+ A1 u0 y! B9 p( `　　会，前后要来使用的有二十名。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
& [9 J$ g+ Q9 ?* Z0 w+ y/ ^2 i　　非刑，打手板是经常的、最轻的。站木笼、跪铁链、罚劳役……平时得互 6 D1 D8 {/ ], e% b0 C+ n, q' A2 D* i
　　相监视。孤儿长到十八九岁仍和十一二岁一般高矮。溥仪手下人曾将一名
- [: j/ \2 N2 z& r1 V  w' D　　孤儿打死，而他却吃斋念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
2 w, p" `: x! ?1 S  k) e　　　　在语气上流露出仇恨的，是大李写的：
4 y0 T; J) ?# t  f6 p　　　　溥仪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
" J' X8 n2 B- }4 n+ Q　　他对佣人不当人待，非打即骂，打骂也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完全是以他 3 \1 i8 U( h" T5 x/ r$ x
　　个人情绪如何而定。如有点不舒服啦，累一点啦，用的人就倒楣了。拳打 . U3 v$ J  w8 _0 [
　　脚踢是轻的。可是他见了外人的时候，那种伪善样，就像再好也没有的。
; k" h. f- ~+ K  i　　　　打人别具，在天津时有木板子、马鞭子，到伪满又加上许多新花样。……
' S  ]- F7 F- b  }- }$ C　　　　他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要是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打，或动作
2 q9 }2 x$ _/ [3 U　　稍慢一些，他都认为是结党袒护，那未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 4 h3 G+ k( s$ m8 \
　　侄子与随侍没有没打过人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周博仁（孤儿）有一次被打
+ |! `+ u+ R/ ]　　得两腿烂了一尺长的口子，叫黄子正大夫治了两三个月才好。这孩子治疗 ) A" G- V% `9 D/ l. S* P
　　时，溥仪叫我送牛奶等物，还让我对孩子说：皇上对你多好呵！你在孤儿 9 [8 K- t' r$ F8 c8 i" y
　　院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吗？ + U& l+ q8 ~  C  V/ h( q. S
　　我把最后这批检举材料看完，过去那一套为自己做辩护的道理，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 U% v9 b3 z0 g　　在从前，我把自己的行为都看做是有理由的。我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顺从它的意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对家里人的作福作威、予取予夺、动辄打骂以至用刑，也当做我的权力。总之，对强者的屈服，对弱者的发威，这都被我看做是自然的、合理的，我相信人人处于我的境地都会那样做。现在，我明白了除了我这样的人，别人并非如此；我的道理是拿不出去的。 - o% Q8 P' ?* K. M
　　说到弱者，没有比被剥夺权利的囚犯更“弱”的了，然而掌握着政权的共产党人对手下的这些囚犯，并没有打，没有骂，没有不当人看。说到强者，具有第一流装备的美国军队可算是“强”的了，然而装备远逊于它的共产党军队硬是不怕它，竟敢于跟它打了三年之久，一直打得它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 l9 k" v1 G! y# s
　　就在刚才，我还看到了新的例子。在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材料里，我知道了原来有许多普普通通的人，在强暴压力面前并不曾按着我的信条办事。 / j8 c7 D7 T3 ~
　　巴颜县有个叫李殿贵的农民，受尽了鬼子和汉奸的欺压，他把希望放在抗日联军身上。一九四一年的春节，他给抗联队伍送去了一斗小米、四十七根麻花、一百二十个鸡蛋和两包烟卷。后来被伪警察知道了，把他抓去，成天上“大挂”、吊打、过电，并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难者放在他身边恐吓他，叫他供出抗联的线索。这个顽强不屈的农民没有吐露出任何关于抗联的口供，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一直坚持到光复得救。 : M3 `* p: I4 G1 p- A" [8 L4 O
　　姜树发，是天增屯的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七堂，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最后判了他两年徒刑。 ) {) a  ^1 R* P: w
　　萧振芳也是一个普通农民，帮助他叔叔萧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半夜里，六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没寻找到他叔叔萧坤，把他绑送到警察署追问。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四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尸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尸岗又活了，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了去。他的叔父萧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至死不屈。他住的那个监狱，就是我在哈尔滨住过的那个地方。
( J% X; ~$ ]: d) N+ Z　　一九四三年，金山屯的李英华还是个孩子，他曾给过路的抗联军队送过鸡蛋，被特务告发，捉到警察署里。特务们先给他点烟、倒茶，请他吃饺子，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说了就放你。”李英华吸了烟，喝了茶，吃了饺子，然后说：“我是庄稼人，啥也不知道！”特务们便把他头朝下挂起来打，又过电、火烧，脱光了身子撞钉板，可是从这个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得到。 , W% ]) g7 f" Y) i( ]* e
　　总之，我知道世界上的人并非骨头都是软的。我过去的所作所为，除了说明是欺软怕硬和贪生怕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别的解释。
" g6 b# y! N/ s5 P　　我从前还有一条最根本的理由，为欺软怕硬、贪生怕死做解释，就是我的命最贵重，我比任何人都更有存在的价值。几年来，经过洗衣、糊纸盒，我已懂得了自己的价值，今天我更从东北老百姓和家族的检举中看出了自己的价值。
7 U  S5 c) d5 M　　我在镜子的围屏中看出我是有罪的人，是没有光彩的人，是个没有理由可以为自己做任何辩解的人。
( m! s% d) J1 I　　我在最后一份材料上签完字，走在甬道上，心中充满了懊悔与悲伤——
& d- J. q6 ?9 g$ n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5 S! J0 R1 K) ^/ T9 Z. j/ f

第九章　接受改造

一　怎样做人？

　　“新的一年开始了，你有什么想法？” - k) ?$ A7 w( Z- ?9 F3 n
　　一九五五年的元旦，所长这样问我。
- ~' O, l7 E7 D% D% h　　我说惟有束身待罪，等候处理。所长听了，不住摇头，大不以为然地说：
  U$ O# T) D* V8 M　　“何必如此消极？应当积极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 k0 V- m! }( n' p
　　一九五四年年底，我在检察人员拿来的最后的文件上签字时，也听到这样的话：“努力改造吧，争取做个新人。”
% @0 i; m: O3 V　　这些话使我感到了安心，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悲观消极态度。我陷入了深深自卑的境地里，相形之下，对于宣判的担心倒在其次了。
8 n/ B! e1 V8 b& v# t　　有一天，在院子里休息的时候，来了一位新闻记者，拿着照相机在球场上照相。“检举认罪”结束之后，管理所里恢复了从前的办法，不再是分组轮流而是全体同时休息，而且比从前多了半小时。院子里很热闹，打排球的、打乒乓球的、谈天说地的、唱歌的，干什么的都有，都被记者收进了镜头。他捧着相机东照西照，后来镜头对着我来了。跟我站在一起看球的一个前伪满人员发现了记者的企图，忽然转身走开，并且说了一句：“我可不跟他照在一块儿！”接着，别人也走开了。 1 ~2 ]; H) R4 Z; |6 V( X; g
　　三月间，一些解放军高级将领到抚顺来视察沈阳军区管辖下的战犯管理所。所长把我和溥杰叫了去。我一看见满屋是金晃晃的肩章，先以为是要开军事法庭了，后来才知道是将军们要听听我的学习情况。将军们的态度都非常和蔼，听得似乎很有兴趣，并且问了我的童年时代和伪满时期的生活。最后有一位带胡子的首长说：“好好学习、改造吧，你将来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实况的！”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说话的好像是位元帅，而溥杰告诉我说，其中怕还不止一位元帅。我心中无限感慨，曾经被我看做最不容我的共产党人，事实上从看守员到元帅无一不是拿我当做人看的，可是同犯们连跟我站在一起都觉得不能容忍，好像我连人都不是了。 4 [0 A$ y. k0 v% x  g" d* n8 O
　　回到屋里，我把元帅的谈话告诉了同伴们。当过伪满驻日大使的老元，是脑子最快的人，他说：“恭喜你啦，老溥！元帅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可见你是保险了！”
+ V1 I3 N. X; ?　　别人一听这话全活跃起来，因为像我这样的头号汉奸能保险，他们自然更保险了。
- j) X, [2 Q6 _% \( D　　检举认罪结束后，很多人心里都结着个疙瘩，对前途感到不安。老宪从开始检举认罪以来就没笑过，现在也咧开嘴，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恭喜恭喜，老溥！” 3 j. \6 y2 y" U, s3 F9 |
　　检举认罪结束后，不但在院中休息时不禁止交谈，而且白天监房不上锁，偶尔也有人串房门，因此这个喜讯很快地传到了别的组，一所里全知道了。到了休息时间，院子里还有人在议论。我这时想起了我的侄子们和大李，从检举认罪以来总不爱答理我，这个消息必定也会让他们高兴，可以用这个题目找他们叙叙。我听到了小固唱歌的声音——这个最活跃的小伙子，跟看守员和卫兵们已学了不少的歌曲，现在正唱着《二小放牛郎》这支歌。我顺着声音，在操场角上的一棵大树旁找到了他和小秀。可是不等我走到跟前，他们已离开了那地方。
: {. _. T8 c7 u8 ^: D　　四月间，所方让我们一所按照七所日本战犯那样选举出了学委会。学委会是在所方指导下，由犯人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学习、生活的组织。学习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学习讨论会和生活检讨会的情况，由它负责集中起来向所方反映，并且要提出它的看法和意见。学委会有委员五名，由选举产生，经所方认定。除一名主委外，四名委员分工管学习、生活、体育和文娱。各组的学习组长和生活组长跟它的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每天联系一次，汇报情况。这个组织的成立，让犯人们感到很兴奋，觉得这是所方对我们的改造具有信心的证明，有些人从这上面更意识到了思想改造是自己的事。后来事实证明，这个组织对我们的改造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它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情却跟别人不一样。这五名委员中，有两名是我的家族，他们是在检举时对我最不留情面、最使我感到无地自容的人：一个是老万，担任主委；一个是小瑞，担任生活委员。 5 k6 I. ^1 {6 _
　　学委会成立不久，便通过了一项决议，要修一座运动场。我们原先用的运动场是日本战犯修的，现在要自己平整出一块地方，做我们一所的运动场。生活委员小瑞负责组织了这次劳动。第一次上工，我就挨了他一顿当众申斥。在站队点名时，我忘了是为了什么琐碎事，照例拖拖拉拉，落在别人后头。我边系着衣扣，边向队伍这里跑着，忽然听见了一声喊：“溥仪！” ' F/ g; I" ~! M' J; |
　　“来了来了！”我答应着，跑到排尾站下。
9 V! P* k: C) N  w3 X　　“每次集合，你都是迟到，这么多的人只等你一个，一点都不自觉！”他板着脸，大声地向我申斥，“看你这一身上下，邋里邋遢！扣子是怎么扣的？”
. D2 B+ E: ^& q$ u+ W% r! g　　我低头看了一下，原来扣子都扣错了眼儿。这时全队的人都扭过头来看着我，我的手指哆嗦得连扣子都摸不准了。
8 G8 H% @; x" }/ r　　我甚至担心过，生活检讨会的记录到了他们手里，会给我增添一些更不利的注解。这时我们组里的生活检讨会，已经很少有从前那种不是吵嚷一气，就是彼此恭维一番的情形了，比较能做到言之有物，至少是比以前采取了较为认真的态度。其原因，一则是有些人去掉了思想负担，或者是对改造有了些认识，因而出现了积极性，另则是像过去那种隔靴搔痒的发言，到了学委会那里首先过不了关。我这时对生活检讨会感到的变化，是别人对我发言完全没有了顾忌，特别是由于新编进这组来的伙伴中，有一个是最熟悉我的大李，而且当了生活组长。人们批评起我的缺点来，经他一介绍、分析，就更能打中要害，说出病根。有了大李的分析、介绍，加上同组人提出的事实材料，再经学委会里老万和小瑞的注解，我还像个人吗？
  P% z2 z) f) e( R! a3 U  V　　我从前在遇到外界的刺激，感到十分沮丧的时候，有时自怨自艾，把这看做是自作自受，有时则怨天尤人，怨命运，怨别人成心跟我过不去，最早的时候，则怨共产党，怨人民政府，怨所方。现在我虽然也怨天尤人，但更多的是怨自作自受，对共产党和政府，对所方，却越来越怨不上了。在检举认罪期间，我看完别人给我写的检举材料，知道我一切不愿人知道的全露出来了，政府方面原先不知道的全知道了，想不到我竞是这样的人，照理说即使不报复我，也要放弃改造我的念头。可是，检察人员、所长以至元帅却仍对我说，要学习、改造，重新做人，而且这种意思贯串在每个工作人员的思想中，表现在每件具体事实上。 , X* `5 Y7 e: H! w2 p/ F/ }
　　操场完工后，学委会决定再美化一下我们的院子，要栽花修树，清除杂草，垫平洼坑，迎接五一节。大家都很高兴地干起来了。我起先参加垫大坑的工作，江看守员说我眼睛不好，恐怕掉到坑里去，便把我的工作改为拔草。我被分配到一块花畦边上，干了一会儿，蒙古人老正走到我身边，忽然一把抢走我手里刚拔下的东西，大叫大嚷起来：
7 L( E) a- [6 s4 d" b　　“你拔的是什么？呵？”
, f9 G2 q- p0 T! h. d2 B　　“不是叫我拔草吗？” 4 g: B: [( m2 ^4 k8 k
　　“这是草吗？你真会挑，拔的全是花秧子！”
% L( K, F& ^: U4 @) Z/ y% Q　　我又成了周围人们视线的焦点。我蹲在那里，抬不起头来。我真愿意那些花草全部从世界上消失掉。
6 g) M% m+ q: C+ g' {8 N　　“你简直是个废物！”老正拿着我拔的花秧子指着我，继续叫嚷。 ( {6 C6 J- ^8 M, P' y0 m1 ~. N
　　这时江看守员走过来了。他从老正手里接过花秧子，看了看，扔到地上。 : T6 `, v3 N, ^9 n' s/ E2 x$ m9 S
　　“你骂他有什么用？”他对老正说，“你应该帮助他，教给他怎么拔，这样他下次才不会弄错。” + z3 R" h3 d& a) i6 J2 v, E3 W
　　“想不到还有人认不出花和草来。”老正讪讪的。 2 d0 K3 u6 U4 d! U* W
　　“我原先也想不到，那用不着说。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 , I( q, @; ~2 d/ B3 c
　　从前，我脑子里这“想不到”三个字总是跟可怕的结论连着的：“想不到溥仪这样蠢笨——不堪救药！”“想不到溥仪这样虚伪，这样坏——不能改造！”“想不到溥仪有这样多的人仇恨他——不可存留！”现在，我在“想不到”这三个字后面听到的却是：“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
  T2 m$ d3 B% A2 l8 z: E　　而且是不止一次听到，不只从一个人口中听到，而且说的还不仅是要对我帮助。
. w+ O' |5 S' \　　有一天，我的眼镜又坏了。我经过一番犹豫，最后还是不得不去求大李。 : v& v# }, ~. U$ L. t' {
　　“请你帮帮忙吧，”我低声下气地对他说，“我自己弄了几次，总也弄不好，别人也不行，求你给修修。” 0 l6 G' l/ S$ V4 C" [' _- @! f% P$ c  ~
　　“你还叫我伺候你！”他瞪眼说，“我还把你伺候的不够吗？你还没叫人伺候够吗？” ! p/ H3 x  {1 m9 `& a
　　说罢，他忿然躲开了我，从桌子的这面转到另一面去了。 5 j5 D1 T. M/ H
　　我呆呆地立着，恨不得一下子撞在墙上。
# ~% ~& V- n# I! @: k　　过了没有两分钟，只见大李从桌子那面又走回来，气哼哼地拿起了我的眼镜说： 8 [4 @+ C, }! v7 r" V  }7 Q2 p
　　“好，给你修。不过可要说明，这不是为了别的，不过为了帮助你改造。要不是为了这个，我才没功夫呢！” 7 K+ H- s4 s7 z" X3 B7 b, v
　　后来，我在休息时间到新成立的小图书室去想独自散散心，在那里碰见了溥杰。我跟他谈起了心事，说到我曾因为家里人们的态度，难过得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所方谈谈呢？”我说：“谈什么呢？人们从前受够了我的罪，自然应该恨我。”溥杰说：“我听说所方也劝过他们，应该不念旧恶，好好帮助你。”我这才明白了大李为什么带着气又从桌子那边转回来。 ' Q  F1 Y  O. L% \' Q
　　我那时把帮助分做两类：一类是行动上的，比如像大李给我修眼镜，比如每次拆洗被褥后，别人帮助我缝起来，——否则我会弄一天，影响了集体活动；另一类是口头上的，我把别人对我的批评，放在这类里。所方常常说，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交换意见，进行互相帮助。我很少这样“帮助”人，而且这时也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总之，尽管大李说他修眼镜的目的是帮助我改造，尽管所方说批评是改造思想的互助形式之一，我还是看不出任何一类的帮助与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关系。不但如此，我认为修眼镜、缝被子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换得别人的鄙夷，在批评中也只能更显出我的伤疤和隐痛。不帮助还好，越帮助越做不得人了。
5 s8 c1 E7 r' v　　政府人员每次谈到“做人”，总是跟“改造思想”、“洗心革面”连着的，但我总想到“脸面”问题，总想到我的家族和社会上如何看待我，能否容忍我。我甚至想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即使要把我留在世上，到了社会上也许还是通不过；即使没有人打我，也会有人骂我、啤我。 / |+ P# Q1 q( n' i! G( Z9 K
　　所方人员每次谈到思想改造，总是指出：人的行为都受一定思想的支配，必须找到犯罪行为的思想根源，从思想上根本解决它，才不至于再去犯罪。但我总是想，我过去做的那些事是决不会再做了，如果新中国的人容我，我可以保证永不再犯，何须总是挖思想。
7 Y8 C4 h3 ]8 `( t, ~　　我把“做人”的关键问题摆在这上面：对方对我如何，而不是我自己要如何如何。 7 T* I% W) m& Y0 I
　　但是所长却是这样说的：如果改造好，人民会给以宽大。改造不好，不肯改造，人民就不答应。事实上，问题在于自己。 / w& D' p- i3 k+ \6 w* O  i6 T
　　这个事实引起我的注意，或者说，我开始知道一点怎样做人的问题，却是在我苦恼了多少日子之后，从一件小事上开始的。 ' V7 a7 c& `" V

二　问题在自己身上

　　星期日，我们照例洗衣服。我洗完衣服，正好是文体活动开始的时间，我没有心情去玩，就到小图书室，想独自看看书。刚坐下来，就听见外面有人说话：
. ]8 v$ i) }+ D- _+ k/ S. d　　“……你们都不打网球？”
$ z4 @+ ?* `! N0 b  b( x% w　　“我不会打。你找溥仪，他会打。”
" f/ ?. a+ X  g4 ?7 T　　“他会打可是打不了，他的衣服还不知哪辈子洗完呢！”   I, y! E2 U8 B# {7 y, ^" B. ~
　　“近来他洗得快多了。”
6 \0 j7 t( X% g4 ~% d) E　　“我才不信呢！”
* s8 W3 A% l7 r　　这可是太气人了。我明明洗完了衣服，而且洗的不比他们少，却还有人不信，好像我天生不能进步一点似的。
1 N! d) Z( x$ [, |- y& \2 Y- W　　我找到了球拍，走进院子。我倒不是真想打球，而是要让人看看我是不是洗完衣服了。 7 b4 ?8 K9 O0 E" M6 c% R0 l
　　我走到球场上，没找到刚才说话的人，正好另外有人要打网球，我跟他玩了一场。场外聚了一些人观看。我打得很高兴，出了一身汗。 8 z3 P. p9 t+ E" }$ |% z0 x
　　打完球，在自来水管旁洗手时，遇见了所长。星期日遇见所长不是稀有的事，他常常在星期日到所里来。 ( J& [' n* Q: p: h" |7 F7 c0 H
　　“溥仪，你今天有了进步。”
" [1 M' e: d) f8 E3 X4 [5 a, B+ ^- I　　“很久没打了。”我有点得意。 2 x8 }; ]( U8 u, a; k: j( h
　　“我说的是这个，”他指着晒衣绳上的衣服，“由于你有了进步，洗衣服花费的时间不比人多了，所以你能跟别人一样的享受休息，享受文体活动的快乐。”
0 G5 q- _* k* P2 z　　我连忙点头，陪他在院子里走着。
( O+ G* Y$ F7 S( C9 ?% i. ?　　“从前，别人都休息，都参加文娱活动去了，你还忙个不了，你跟别人不能平等，心里很委屈，现在你会洗衣服了，这才在这方面有了平等的地位，心里痛快了。这样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自己身上。用不着担心别人对自己怎样。” ) H4 i8 @4 W3 d5 I* ^' Q. r
　　他过了一会儿，又笑着说：
" v$ [+ p2 \- s# D( b) `$ a5 k% M4 q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你这个‘皇帝’变成了一个囚犯。现在，你的思想上又遇到一场大战。这场大战是要把‘皇帝’变成一个普通劳动者。你已经认识到一些皇帝的本质了，不过，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你心里还没有跟别人平等。应该明白自己呵！”
+ W7 ?% l5 b, \" t6 j　　所长走后，我想了许久许久。我心里承认前一半的话：看来问题确实是在我自己身上；我对后一半话却难于承认，难道我还在端皇帝架子吗？ $ A& l" u" ~: H
　　可是只要承认了前一半，后一半也就慢慢明白了，因为生活回答了这个问题。正如所长所说，这是一场未结束的“战争”。
8 Z" Q( h4 A! W& S3 F. h# S　　这一天，我们这一组清除完垃圾（这类的劳动已经比较经常了），回到屋里，生活委员向我们提出批评： ' q) \2 ^6 G" Y: C* T: n3 Y
　　“你们洗完手，水门不关，一直在流。这样太不负责任了，下次可要注意。”
, t: l/ n- B6 Z* x$ g) E/ r/ N　　大李听了，立刻问我： 1 g' n' P9 k9 [  q* E7 M2 c5 b" J
　　“溥仪，是你最后一个洗手的吧？”
' D5 c4 e& P" {5 T' M4 }# c7 t　　我想了一想，果然不错。
- H& D& r( q1 K# }) O, O& r　　“我大概是忘了关水门了。”
! T- l) l. Z9 _) @/ U2 i　　“你多喒不忘？”
& R1 |) a! P$ A　　“也有不忘的时候。”
5 V! E$ }7 f) j( G7 n. L　　有人立刻咯咯地乐起来了。其中一个是老元，他问：
: E) e) L4 P' B" q, E" ]" h　　“那么说，你还有忘的时候，还有几回没关水门。”
( ^6 D, z5 }$ i　　我没理他。大李却忿忿地对我说： " T# y# `. P0 R2 c* j
　　“你不害臊，还不知道这个习惯是哪儿来的。你这是从前的皇帝习惯，你从前从来也没自己关过水门。连门轴儿你也没摸过，都是别人给你开门，给你关门。你现在进出房门，只是开，从不随手带门。这是皇帝架子仍没放下！”
' J2 N3 ~: g( H& ~0 k4 o　　“我想起来了，”老元说，“有时看见你开门推门板，有时用报纸垫着门柄，是什么意思？”
, u  ?5 H( m+ t) f: A　　“你这是怕脏，是不是？”大李抢着说。 0 a2 c! C  y2 Q' ^+ j
　　“那地方人人摸，不脏吗？”
/ J7 l7 I1 F! N4 M　　谁知这一句话，引起了好几位伙伴的不满。这个说：“怎么别人不嫌脏，单你嫌脏？”那个说：“应该你讲卫生，别人活该？”这个说：“你是嫌门脏，还是嫌别人脏？”那个说：“你这是不是高人一等？心里把别人都看低了？”……
0 a# k. M2 e* C. E　　我不得不竭力分辩说，决没有嫌恶别人的意思，但心里不由得挺纳闷，我这是怎么搞的呢？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我就跟别人不同？后来又有人提起每次洗澡，我总是首先跳进池子，等别人下去，我就出来了。又有人提起在苏联过年，我总要先吃第一碗饺子。听了这些从来没注意过的琐事，我心中不能不承认大李的分析：
& e& w- H) l8 w( Q4 G6 P　　“一句话，心里还没放下架子来。”
! ]& w! v& U% D# v4 B　　今天想起来，大李实在是我那时的一位严肃的教师。不管当时他是怎么想的，他的话总让我想起许多平常想不到的道理。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遇到的苦恼大半要怪我自己。 9 b2 R; u5 G* |% a6 m' x
　　有一天早晨漱洗的时候，大李关照大家注意，刷牙水别滴在地上，滴了就别忘了擦。因为今天各组联合查卫生，这是竞赛，有一点不干净都扣分。
; V$ }9 \& N) \* ?7 X　　我低头看看脚下，我的牙粉水滴了不少。我觉得并不显眼，未必算什么污点。大李过来看见了，叫我擦掉。我用鞋底蹭了蹭，就算了。
4 E$ k2 `5 g7 u: u; [% Q  [　　到了联合检查卫生的时间，各组的生活组长和学委会的生活委员小瑞逐屋进行了检查，按照会议规定的标准，给各组评定分数。检查到我们这间屋，发现了我没蹭干净的牙粉点，认为是个污点，照章扣了分数。最后比较各组总分，我们这个组成绩还不坏，可是大李并不因此忘掉了那个污点，他带来了一把墩布，进了屋先问我：
: Y. t. A) M1 R; [8 w* s1 R　　“你怎么不用墩布擦呢？”
- l! e: m" \- [　　“没想到。” % j. f' V' @6 T
　　“没想到？”他粗声说，“你想到了什么呢？你除了自己，根本不想别的！你根本想不到集体！你脑袋里只有权利，没有义务！” ! h1 ~1 V, S" x
　　他怒气冲冲地拿起墩布，正待要擦，又改了主意，放下墩布对我说： 5 X6 h. h2 P, {% D9 n
　　“你应当自觉一点！你擦！” 0 s6 A8 X; s, ^5 Z4 v6 r
　　我顺从地执行了他的命令。
" Z! Y. n9 U# T8 {　　自从朝鲜和东北发现了美国的细菌弹，全国展开了爱国卫生运动以来，监狱里每年定期地要搞几次除四害、讲卫生的大规模活动。这种活动给我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其中之一，是我和大李在打苍蝇上发生的一件事。
1 B& a3 a" J# j; r& V8 E4 O　　他从外面拿来几个新蝇拍。蝇拍不够分配，许多人都争着要分一把。我没有主动去要，但是大李先给了我一把。这是我头一次拿这东西，似乎有点特殊的感觉，老实说，我还没打死过一个苍蝇哩！ . K8 p0 Z; q; q9 U0 q6 X
　　那时，监狱里的苍蝇已经不多，如果用“新京”的标准来说，就算是已经绝迹了。我找了一阵，在窗户框上发现了一个，那窗户是打开了的，我用蝇拍一挥，把它赶出去了。
' s9 @9 `& H& D4 b1 A7 T& `. N　　“你这是干什么？”大李在我身后喊，“你是除四害还是放生？”
: P; l. `& W) ]8 G+ l5 P* y0 d1 M　　别人也许以为他是说笑话，其实我是明白他的意思的。我不禁涨红了脸，不自然地说：“谁还放生？”但是心里却也奇怪，我为什么把它赶走了呢？ $ g/ g$ U' o' Y1 e
　　“你不杀生！你怕报应，是吧？”他瞪着眼问我。我自感心虚，嘴上却强硬：
$ U% e9 e+ |: d( ^( R3 J  O2 @　　“什么报应？苍蝇自己跑啦！” / n& S2 |9 ^& z! s
　　“你自己想想吧！”
0 w. Z0 X+ k) C　　这天晚上开检讨会的时候，起初没人理会这件事，后来经过大李的介绍，人们知道了我在长春时不准打苍蝇以及指挥众人从猫嘴里抢耗子的故事，全乐开了。乐完了，一齐批评我的迷信思想。我心里不得不接受，嘴里却不由自主地说： & V# }% w% @/ m3 {
　　“我为什么还迷信？我去年不是打了？” ( F, S( R  O% ~  H8 T' K5 H5 A; w
　　“我想起来了！”老元忍不住笑起来，“你不说去年，我还想不起来。我记得去年你就把蝇拍推让给别人，自己拿张报纸扇呼，苍蝇全给你放走啦！” : L' E3 C; i- |( z0 D) x  I
　　在哄笑中只有大李板着脸，用十分厌恶的声调说： ' x8 J8 N& |% v, X$ ?. p
　　“别人放生是什么意思，我不敢说，你放生我可明白，这完全是自私，为了取得代价，叫佛爷保佑你。别人都可以死光，惟独要保护你一个人。因为你把自己看得最贵重。”
/ Y7 o! ]( X2 R9 f$ q0 J　　“你说的太过分了。”我抗议说。
! h' F9 H# ]0 c3 T* j- ?' v! {9 l　　“溥仪有时倒是很自卑。”老元说。
# s* o9 X# y& t5 D& w6 r4 Y　　“是呀！”我接口说，“我从哪一点看自己也不比别人高。” 7 T4 j; v8 v2 r" ^4 \+ X6 X
　　“也许，有时自卑，”大李表示了同意，可是接着又说，“有时你又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比别人重要。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也不明白。”
. ~4 B7 v" Z/ q  |: e( I- y  d　　我后来终于逐渐明白了。因为我是高高在上地活了四十年，一下子掉在地平线上的，所以总是不服气、生气、委屈的慌；又因为许多事实告诉我，我确实不如人，所以又泄气、恼恨、自卑和悲哀。总之，架子被打掉了，标尺还留着。我所以能明白这个道理，是因为后来发现了不能用我的标尺去衡量的人。在明白这一点之前，在跟大李相处的这段时间中，我只懂得了所长的话，渐渐明白了自己在与别人的关系上，是不平等的，就因为如此，我才引起别人的反感，得不到别人平等的看待或尊重，总之，问题是在自己身上。而当我亲眼看到了那些不可衡量的人，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恩惠，我就更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
3 B' m2 s! j! H# R! a3 q% T

三　不可衡量的人

　　一九五六年春节后，有一天所长给我们讲完了国内建设情况，向我们宣布了一项决定： 9 Z& x, }! S7 Y7 d, O/ Z& \- p/ S
　　“你们已经学完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系列的文件，你们从报上又看到了几个大城市私营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的新闻，你们得到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还仅限于是书本上的。为了让理论学习与实际联系起来，你们需要看一看祖国社会上的实况，因此政府不久将要组织你们到外面去参观，先看看抚顺，然后再看看别的城市。” , u6 ~9 L9 h) Y  V: U- N6 S
　　这天管理所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愉快气氛，许多人都感到兴奋，还有人把这件事看做是释放的预兆。而我却与他们不同，我想这对他们也许是可能的，对我则决无可能。我不但对于释放不敢奢望，就是对于抛头露面的参观，也感到惴惴不安。
' b3 {7 z/ J$ K5 i　　这天下午，在花畦边上，我听到有人在议论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 6 V4 I, J; I9 l1 p
　　“你们说，老百姓看见咱们，会怎么样？” 3 L2 ^# f) U" G  r+ O
　　“我看有政府人员带着，不会出什么岔子，不然政府不会让咱们出去的。”
4 \0 g: y7 a8 P- D: Q9 n- ?　　“我看难说，老百姓万一激动起来呢？我可看见过，我是小职员出身的。”这是前伪满兴农部大臣老甫说的，他从前做过张作霖军队里的小粮袜官。“老百姓万一闹起来，政府该听谁的呢？” ! G; m- W# x  `  K0 T
　　“放心吧，政府有把握，否则是不会让我们去的。”
4 \" }" I& Y: |0 d. b　　这时我们组新任的学习组长，前伪汪政权的外交官老初走了过来，插嘴道：“我想政府不会宣布我们的身份，对不对？” * r* o" d; i  R: j
　　“你以为不宣布，人家就不知道？”老元讥笑他，“你以为东北人不认识你就不要紧了？只要东北老百姓认出一个来，就全明白啦！想认出一个来可不难啊！”
( q0 i" e5 b9 ~+ f& Y8 T　　老元的话正说到我心坎上。东北人民从前被迫向“御真影”行礼行了十来年，难道认出我来还费事吗？   A8 _/ _2 [7 r, _  m2 g) X! T: T$ |
　　东北人民那样恨我，政府怎么就敢相信他们见了我会不激动呢？如果激动起来，会不会向政府要求公审我？老甫问的也对，到那时候“政府听谁的呢？”
, y0 l8 j# u7 ^　　那时，在我心目中，老百姓是最无知的、最粗野的人。我认为尽管政府和共产党决定了宽大和改造政策，老百姓却是不管这一套的；他们怀着仇恨，发作起来，只会用最粗暴的手段对付仇人。政府那时是不是有办法应付，我很怀疑。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牺牲”掉我，以“收民心”。 , G# O3 `7 l. [* G9 O0 v- g
　　许多人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次参观，我却终日惴惴不安，好像面临着的是一场灾难。我竟没有料到，我在参观中所看到的人，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与我想象的相反。
8 O! B) D2 Y$ k' b2 n2 l5 N6 c　　我在参观中看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事，我将在下一节中再说，现在我要先说说那几个最出乎意料的、不可衡量的人物。
: f, ~9 l( g# _) l+ r　　第一个是一位普通的青年妇女。她是当年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现在是抚顺露天矿托儿所的所长。我们首先参观的是抚顺露天矿。矿方人员介绍矿史时告诉了我们这个惨案。
: i$ @' x3 ^. S" \, ~　　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中心约四公里，有一座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穷苦的矿工。日本强盗侵占了东北，抚顺地区和东北各地一样也出现了抗日义勇军，平顶山一带不断地有抗日军出没活动。一九三三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日寇。袭击抚顺矿的一路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击毙了日寇杨伯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十几名日本守备队的队员，烧掉了日寇的仓库。在天亮以前，抗日义勇军转移到新宾一带去了。
% X( Z' F( u+ a　　抗日义勇军走后，日本强盗竟然决定用“通匪”的罪名，向手无寸铁的平顶山居民实行报复。第二天，日本守备队六个小队包围了平顶山，一百九十多名凶手和一些汉奸，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把人们赶出来，全村的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被赶到村外的山坡上。等全村三千多人全聚齐了，日寇汽车上蒙着黑布的六挺机枪全露了出来，向人群进行了扫射。三千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全倒在血泊里了。强盗凶手还不甘心，又重新挨个用刺刀扎了一遍，有的用皮鞋把没断气的人的肠子都踢出来，有的用刺刀划开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举着喊：“这是小小的大刀匪！” # s' u+ w7 s; `0 E9 s5 r$ k
　　野兽们屠杀之后，害怕人民的报复，企图掩尸灭迹，用汽油将六七百栋房子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用刺网封锁了四周，不准外村人通过。以后还向周围各村严厉宣布，谁收留从平顶山逃出去的人，谁全家就要替死。那天白天烟尘笼罩了平顶山，夜里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从此平顶山变成了一座尸骨堆积的荒山。以后，抚顺周围地区流传着一首悲痛的歌谣： ; |# J& r: W$ o0 x. o2 @9 P' H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 X, u# Z$ Y, {) S2 V1 }: l+ Q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 \! u+ D8 A- {
　　　　拣起一块砖头，
2 c9 w0 i8 M- R- z) F) ^+ c# G( U: z, L　　　　拾起一根人骨，
  R8 ?. ?% B0 g4 c, `) e& f　　　　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 + f/ l" Y: M, r6 Q6 n. n
　　　　血海深化永难消！
. Q8 v' j8 l! t3 I　　但是日本强盗杀不绝英雄的平顶山人，也吓不倒英雄的抚顺工人。一个名叫方素荣的五岁小女孩，从血泊里逃出来，被一个残废的老矿工秘密收留下。她活下来了，今天她是血的历史见证人。
/ R+ z8 E) s  m" s- [1 z　　我们后来看完了矿场，轮到参观矿上福利事业的时候，便到方素荣工作的托儿所去访问。这天方所长有事到沈阳去了，所里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谈了昨天日本战犯跟方素荣见面的情形。
4 k2 M3 G. w2 X: B4 B　　日本战犯来参观托儿所，所里的工作人员说：“对不起，我们没让所长接待你们，因为她是平顶山人，我们不愿意让她受到刺激。”日本战犯差不多都知道平顶山事件，他们听了这话，一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们商议了一下，认为应当向这位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灾难的人表示谢罪，恳求她出来见一见他们。女工作人员很不愿意，但经他们再三恳求，终于把方所长请来了。
# o7 E& v( l4 I5 j　　日本战犯们全体向她鞠躬表示谢罪之后，请求她把当时的经历讲一讲。方素荣答应了。 : A9 ]8 ?# Z5 z; m) L
　　“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她说，“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妈妈抱着我兄弟——他还不会说话。鬼子兵跟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给了我一个刚做好的风车，说别问了，别问了……”
- b! g  G" t/ M4 j　　五岁的方素荣就是这样随了全村的人，同做高粱秆风车的爷爷、守寡的妈妈和不会说话的兄弟，到刑场去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她压在身子底下，她还没哭出声便昏了过去。等她醒过来，四周都是血腥，尘烟迷漫在上空，遮掩了天空的星斗。…… ( D( L4 T/ V* x3 q% w. b
　　八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使她疼痛难忍，但是更难忍的是恐怖。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兄弟也不见了。她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爬向自己的村子，那里只有余烬和烟尘。她连跑带爬，爬出一道刺网，在高粱茬地边用手蒙住脸趴在地上发抖。一个老爷爷把她抱起来，裹在破袄里，她又昏睡过去。 / V; g& ^' ^# @- P' W
　　老爷爷是一个老矿工，在抚顺经历了“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的生活，在矿里被鬼子压榨了一生，弄成残废，又被一脚踢出去，晚年只得靠卖烟卷混饭吃。他把方素荣悄悄地带到单身工人住的大房子，放在一个破麻袋里。这个大房子里二百多人睡在一起，老爷爷占着地头一个角落，麻袋就放在这里，白天扎着口，像所有的流浪汉的破烂包似的，没人察觉，到晚上人们都睡下的时候，他偷偷打开麻袋口，喂小姑娘吃喝。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老爷爷问出她舅舅的地址，装出搬家的模样，挑起麻袋和烟卷箱子，混过鬼子的封锁口，把她送到不远一个屯子上的舅舅家里。舅舅不敢把她放在家里，只好藏在野外的草堆里，每天夜里给她送吃喝，给她调理伤口。这样熬到快要下雪的时候，才又把她送到更远的一个屯子的亲戚家里，改名换姓地活下来。
8 X2 s  x. q& m　　从心灵到肌肤，无处不是创伤的方素荣，怀着异常的仇恨盼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但是抚顺的日本守备队换上了国民党的保安团，日本豢养的汉奸换上了五子登科的劫收大员，大大小小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流浪还是流浪，创伤还是创伤，仇恨还是仇恨。旧的血债未清，新的怨仇又写在抚顺人民的心上。为了对付人民的反抗，蒋介石军队在这个地区承继了日本强盗的“三光政策”，灾难重临了方素荣的家乡。方素荣又煎熬了四个年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她的家乡解放了，她的生命开始见到了阳光。党和人民政府找到了她，她得到了抚养，受到了教育，参加了工作，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现在她是抚顺市的一名劳动模范。
0 w3 {! ~0 X: O: k$ W/ x　　今天，这个在仇恨和泪水中长大的，背后有个强大政权的人，面对着一群对中国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她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 9 E( n! Y5 _6 o+ B: j$ j
　　“凭我的冤仇，我今天见了你们这些罪犯，一口咬死也不解恨。可是，”她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对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不是我个人的恩仇利害。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党制定了各项政策，我相信它，我执行它，为了这个事业的利益，我可以永远不提我个人的冤仇。” ! ]" I5 t  S3 ~) z% Y4 C+ g3 L7 U( s
　　她表示的是宽恕！
* o3 W: `( U# @" E5 \: Q　　这是使几百名日本战犯顿时变成目瞪口呆的宽恕，这是使他们流下羞愧悔恨眼泪的宽恕。他们激动地哭泣着，在她面前跪倒，要求中国政府给他们惩罚，因为这种宽恕不是一般的宽恕。
, W) L" ~' o! _- _3 d# \　　一个普通的青年妇女，能有如此巨大的气度，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我亲身遇到了还有更难以想像的事。假定说，方素荣由于是个共产党员、工作干部，她的职务让她必须如此（这本来就是够难于理解的），那么台山堡农村的普通农民，又是由于什么呢？ ' b- f1 K+ V. u; _' U
　　台山堡是抚顺郊区一个农业社的所在地。第二天早晨，在去这个农业社的路上，我心中一直七上八下，想着检举材料上那些农民的控诉，想象着怀着深仇的农民将如何对待我。我肯定方素荣对战犯所做到的事，“无知”而“粗野”的农民是决做不到的。昨天在抚顺矿区曾遇到一些工人和工人家属，对我们没有什么“粗野”的举动，甚至于当我们走进一幢大楼，参观工人宿舍时，还有一位老太太像待客人似地想把我让进地板擦得甑亮的屋子。我当时想，这是因为你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如果知道了的话，这些文明礼貌就全不会有了。昨天参观工人养老院时，所方让我们分头访问老人们。这都是当了一辈子矿工或者因工伤残废被日本人从矿里踢了出来的人，他们无依无靠，流浪街头，支持到抚顺解放时，只剩了一口气。人民政府一成立，就抢救了他们，用从前日本人的豪华旅店改做这个养老院，让他们安度晚年。他们每天下棋、养花、看报，按自己的兴趣进行各项文娱活动。我和几个伙伴访问的这位老人，向我们谈了他一生的遭遇，那等于一篇充满血泪和仇恨的控诉书。听他说的伪满政权下矿工们的苦难，我一面感到羞耻，一面感到害怕。我生怕他把我认了出来，因此一直躲在角落里，不敢出声。我当时曾注意到，老人的这间小屋的墙上，没有工人宿舍里的那些男女老少的照片，只有一张毛主席的像。显然，老人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即使有，也不会比这张相片上的人对他更亲。但是毛主席的改造罪犯的政策，在他心里能通得过吗？至少他不会同意宽大那些汉奸吧？ ) |  T. ^6 ^* }, e; h) {) }" n$ q
　　在第一天的参观中，每逢遇到人多的地方，我总是尽量低着头。我发现并非是我一人如此，整个的参观行列中，没有一名犯人是敢大声出气的。在抚顺曾督工修造日本神庙的大下巴，更是面如死灰，始终挤到行列中心，尽量藏在别人身后。我们到达台山堡的时候，简直没有一个人敢抬起脸来的。我们就是这样不安地听了农业社主任给我们讲的农业社的历史与现况，然后，又随着他看了新式农具、养鸡场、蔬菜暖房、牲口棚、仓库等处。我们一路上看到的人不多，许多社员都在田间劳动。在参观的几处地方遇到的人，态度都很和善，有的人还放下手中的活，站起来向我们打招呼。我庆幸着人们都没把我认出来，心里祝愿能永远如此。但是到最后，当我访问一家社员时，我就再也无法隐藏我自己了。
' u  z6 g  p& W- m3 `　　我同几个伙伴访问的这家姓刘，一共五口人，老夫妇俩参加农业劳动，大儿子是暖窖的记账员，二儿子读中学，女儿在水电站工作。我们去的时候只有刘大娘一个人在家。她正在做饭，看见社干部领着我们进来，忙着解下围裙，把我们让进了新洋灰顶的北房。她像对待真正的客人似的，按东北的风俗让我们进了里间，坐上炕头。我坐在炕边上，紧靠着西墙根一个躺柜，柜面上摆着带有玻璃罩的马蹄表，擦得晶亮的茶具，对称排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
) ^+ [6 v; n! V" }7 b' e6 d0 @! K　　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没有告诉刘大娘我们是什么人，只是对她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刘大娘不擅长词令，但是从她断续而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七亩地的七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橡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犯’，稻子全出了荷。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的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冻的别提，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啦，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围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2 G0 Z& o% u; k/ _! u　　正说着，她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废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废使他就像一只狗似地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记账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工作着。我从这不到三十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忿怒。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眼神和声调里充满了愉快和自信。他和母亲不同的地方，是谈家里的事比较少，而谈起了社里的暖房蔬菜的生产，则是如数家珍。这个社的蔬菜，主要是供应市区需要，不分四季，全年供应；蔬菜品种大部分是解放前没有的。当他历数着西红柿、大青椒等等品种的产量时，他母亲拦过了话头，说他们这一家从前不用说没见过西红柿，就连普通的大白菜也难得吃到。由蔬菜又谈到从前吃糠咽菜的生活，刘大娘顺手拉开屋角的一只瓮盖，让我们看看里面的大米。这时儿子不禁笑起来，说：“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她立刻反驳道：“现在没什么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头看见过几回？”
3 V* M% W; j2 ~1 n& Y. r9 ?2 O　　刘大娘的这句话，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
' s) B' C; d+ _/ _　　我刚走进这家人的房门时，还担心着是不是会有人问起我的姓名，而现在，我觉得如果在跨出这个房门之前再不说出自己的姓名，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欺骗。
1 O: V/ x! q1 t$ S3 g　　我站立起来，向着刘大娘低头说：
6 P1 O8 |% ^6 b; }( c& O! r% V　　“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 ! U! n! Z6 b) E3 o) A2 n: {
　　我的话音未完，同来的几个伪大臣和伪将官都立起来了。 2 _: F7 e! k& ^4 J# }1 J7 I2 f& G- P
　　“我是那个抓劳工的伪勤劳部大臣……” + B  ?6 E8 q3 K% |0 _( A
　　“我是搞粮谷出荷的兴农部大臣……” ) t( ^8 l+ O. \" j% R
　　“我是给鬼子抓国兵的伪军管区司令……” / n  J6 J1 H! Z! Z/ X# W7 J
　　…… & p& p0 b% N4 y; \* p, G# k: g6 }8 N$ I
　　那老大娘呆住了。显然这是出乎她意料的事。即使她知道来参观的是汉奸犯，也未必料到我们的姓名和具体的身份，即使她知道我的姓名、身份，也未必料到会向她请罪，请她发落。…… + d) b: X' m, p% i6 Q" a
　　她怎样发落？痛骂吧？痛哭吧？或者走出去，把邻居们都叫来，把过去的死难者的家属都找来，共同地发泄一番怒气吧？
( O2 Q( E9 h; R/ s; C　　不。她叹息了一声。这是把凝结起来的空气和我的心脏融化开来的叹息：
7 R! @- l+ Z2 r4 j: ^　　“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吧！”她擦擦眼泪，“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 T$ G- Z, s8 F% G- t$ \- Q
　　原来我们是默默地垂泪，听了这句话，都放声哭出来了。 + f1 {8 O) t2 I8 ?/ I: J
　　“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半晌没说话的儿子说，“毛主席说，大多数罪犯都能改造过来。他老人家的话是不会错的。你们好好改造认罪，老百姓可以原谅你们！” * |6 ~' J. G. d5 B3 m  a. O' z5 Q+ ~
　　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被我想象成“粗野的、无知的、容易激动地发泄仇恨而又根本不管什么改造和宽大”的农民，就是这样地宽恕了我们！ 7 l( ~: E1 J# F7 N, @" d
　　这是如此伟大的、不可能用我的标尺加以衡量的人。   U4 d4 d! _! T
　　我用最卑鄙、最可耻的坏心去揣度他们，而他们却用那么伟大、那么高贵的善心对待我们。
* D3 q/ l5 {/ D' K, l& j　　他们是今天当家做主的人，强大的政府和军队——共产党所领导的巨大力量全部站在他们身后，他们面前是对他们犯了滔天罪行的罪犯，而他们却给了宽恕！
1 y# G1 M- u8 [! i2 \. k2 x8 ?　　他们为什么那样相信党和毛主席？他们怎么能把党的改造罪犯政策从心底上接受下来呢？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什么那样相信人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它的政策？
8 Q# k& _4 Y$ W0 E* t$ @& ^　　这一次的参观也给了我答案。 1 H6 e, f* ~$ {/ 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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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变化说明了一切

　　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的沉默。一进监房就开始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 ( e# s7 c1 \0 A4 q/ ~* \$ }
　　“变了！社会全变了，中国人全变了！” ! o4 a1 w- u, w5 z: |7 u- R
　　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力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有些饱经世故者越是间接知道得多，越是想直接地核对一下，我们组里的老元就是这样的人。这回，他也服了。
7 g3 U/ d. ^% L　　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工人保健食堂的蛋糕，那是我们亲自尝过的，谈到工人的伙食，那是我们亲眼看到了的，说到工人宿舍的瓦斯灶，有人说可惜只看见烧水，没看见做的是什么饭，这时候老元接口道：“我倒看了一下。”
' m  K8 a: O% ~- ?　　大家先很惊异，他是和别人一起走的，怎么他会看见？经他一说才明白，原来别人注意工人宿舍里的陈设，他却走到屋子后面，看了人家的垃圾箱。他发现了那里面有鱼骨头、鸡蛋皮以及其它东西。
% l% g, w* T) U- o, Q　　做过东北军小粮秣官的“兴农部大臣”老南，平常话很少，今天他也显得比平常活跃了，他说：“不但在伪满，工人家里找不出鱼肉来，就是‘九一八’以前也不多见。我可是小职员出身的……”   M. U4 ]# r  f6 Y+ J6 h
　　从小被日本人培养起来的老正，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以前看报纸、学文件，有时信，有时就怀疑，我总想，什么东北工业基地，还不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回看见了工业学校附属的工厂，把日本老皮带式的车床挤到一边，到处都是国产的崭新设备，我才相信真是中国人翻了身。这真是变了！”
; C$ [9 K5 U3 w: v2 M; b" @　　变了！——这句话引起我的共鸣，我另有自己的感受。
5 x) L, e% k. w1 `5 P　　我受到了人民的宽恕，由于过分出乎意料，这三天参观当中老是想着：这是真的吗？他们受了汉奸那么多的罪，竟肯拉倒了吗？他们相信毛主席的改造罪犯的政策，竟是到了这种程度吗？这是什么原因？
9 N  y; B7 o4 {% w% Y5 y　　方素荣和台山堡的过去和今天，也是东北人民的过去和今天。标志着这种由悲苦到欢乐的变化的，在抚顺到处都可以遇到。平顶山上的烈士碑和新生的丛林，露天矿四周残留火区的尘烟和新建的电气火车轨道，地下矿一百五十多公里巷道中的每根旧坑木和每段新砌的混凝土顶壁，露天矿旧址上“臭油房”的残迹和人民政府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以及市区里用日本高级旅馆改造的工人养老院，用日本高级员司宿舍改造的托儿所，还有各矿场新建的保健食堂、太阳灯室，等等，总之，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台机器、每串数目字以至每块石头，都向我诉说着过去的血泪和今天的幸福，都告诉我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思索着，刘大娘为什么要说“过去的让它过去”？那个残废青年为什么会说他相信我们能改造？……
' T! j  }% T" h- J: ]$ ?　　变化说明了一切。 3 z3 c* L& h( A( O, v; r1 l
　　变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抚顺矿工过去多少血泪！ . ^$ ^/ P4 i1 t' Y
　　抚顺，这个过去闻名于关内的千金寨（现在露天矿矿址），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关内就有一首歌谣形容它的富饶：“都说关外好，千里没荒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但是从一九○一年开采以来，挖出来的“金银”就不是矿工的，对矿工来说，是另一首歌谣里的生活：“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一九○五年帝俄在辽东失败，这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物。在整整四十年的岁月中，抚顺矿工被折磨死的据估计有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人。
5 z) m+ Q) c5 F* ?2 D　　从山东、河北被骗来的和东北当地破产的农民，每年成批地来到抚顺矿区，大多数是住在一二百人一间的“大房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只有一身破烂，每天十二小时以上的劳动，得到的有限的工资还得由大柜、把头剥几层。矿工说：“鬼子吃咱肉，把头啃骨头，腿子横着走，工人难抬头。” " c$ O! y- ]9 ~0 \9 J
　　有家室的工人住在“臭油房”里，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有的孩子生下来，光着身子长到几岁；饿死了，还是光着身子埋掉。 8 C* m0 S  j$ |* e: E. \, e  b4 }- |
　　更多的人是结不起婚，龙凤矿在解放前百分之七十的人是单身汉。 ! y, a; u8 t0 Z$ y/ n, ^
　　矿井里谈不上安全设备。爆炸、冒顶、片帮是常事。工人说：“要想吃煤饭，就得拿命换。”一九一七年，有一次大山坑发生瓦斯爆炸，日本人为了减少煤炭损失，把坑口封闭，九百十七个矿工被活活烧死在里面。一九二三年，老万坑内发火，又因同样的措施有六十九个工人死在里面。一九二八年大山坑透水，淹死工人四百八十二名。
2 X7 ~' c8 W7 G% H0 Z/ f- q  i　　伪满政权做过统计：一九一六至一九四四年，伤亡人数共计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九十九名。
  c: p/ [# {! F% I  ~　　每次事故发生，矿工家属从四面八方涌向井边，哭声震野…… / N$ H# q: x/ N/ W* k5 M8 ^
　　矿工被炸死的、烧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除了在井里埋在煤堆和泥沙里的，全被扔到一个叫南花园的地方的北面山沟里。这个山沟早被死人填满了，因此有了一个“万人坑”的名称。 6 I! C3 m  B; k, b6 F
　　日本人给工人们除了皮鞭、臭油房之外，还弄了一个叫“欢乐园”的地方，那里有上千名妓女，有赌场，有鸦片馆和吗啡馆，还有老君庙。
4 }2 W: E0 w4 k( Z! e! R; ^/ K* |　　抚顺不仅有日本人的华丽的住宅、高耸人云的卷扬塔，还有老君庙旁成堆的乞丐、杨柏河旁和臭水沟里的死猫和死婴。冬天，天天有新尸体出现在杨柏桥下，——这里是被剥夺得无路可走的失业工人过宿的地方，它的外号叫“大官旅馆”。今夜在这里睡下的人，明早也许就是一具新的“路倒”。   t( ~, e! ?8 a, `! ?9 m) e
　　伪满时期，抚顺增添了一个机构：矫正辅导院。这是“反满抗日”的矿工的集中营，进去的人在毒打之后，就在刺刀、机枪。警犬包围下从事奴隶劳动。他们像牲畜一样住在一起，冬天常有人冻死在炕上。
: z  ?! M; M7 o- ^6 g　　“变了！”这句话又包含着多少翻天覆地的事件！多少令人激动的欢乐！
  B2 ^& }; h$ L* V$ c　　在露天矿，有日本人在三十一年间给工人建筑的三千五百平方米的臭油房的遗迹，也有解放后七年间新建的十七万平方米的宿舍大楼。 1 ^% R* a! [  w2 z; ?
　　第三天参观龙凤矿，我看见了工人宿舍里面的工人家庭的住室。这家也许就是从前那百分之七十里的一个。墙上的双影照片上，那个中年男人拘谨地微笑着，大概他就是解放后已婚的百分之八十中的一个吧？   E- B" K: c% e1 M. p# A
　　在这个家庭的厨房里，我看见了瓦斯灶的蓝色的火苗……
& o8 R1 Y5 q! }( K　　这个给人以安定、温暖感觉的火苗，它原先是多么令人恐怖，它曾毁灭了多少家庭，叫多少妻子哭断肝肠呵！它今天给了人们温暖和幸福，但人们谈起那次征服瓦斯的斗争，人们心中的温暖和幸福，更是无比巨大的！ ' z" b' c2 p, C8 {) l5 H1 B. L
　　我们走在空气新鲜的、略觉微风迎面的龙凤矿的巷道里，在一望无际的日光灯照明之下，矿办公室王主任一边走着一边给我们讲了下面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8 T' n: ~6 ^: N7 |- P# Y* Y  p　　瓦斯，这一直是各国采煤史中的最凶恶的敌人，已不知有多少矿工的生命被它夺去。龙凤、胜利、老虎台三矿都是超级瓦斯矿。解放初期，三个矿井仍处在瓦斯的严重的威胁之中，尤其是龙风矿，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先后破坏，井下巷道大部崩坍堵塞，窝满了浓烈的瓦斯，以致采煤都不敢用爆破和电动设备。矿区当局为迅速消除瓦斯威胁，保证生产安全，采取了各种措施，依靠有经验的老工人对瓦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曾使采煤每吨的瓦斯喷出量由六十四·八立米降到三十六立米。后来，在矿区当局工人们不断努力和斗争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新的奇迹。
. \3 F' O- y/ B1 c! h4 L　　一九四九年秋天，东北工业部门掀起了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纪录运动，原龙凤矿的一位工程师向党委提出一项在旧时代根本没有人理睬、而工人们多少年来梦想过的理想，这个具有科学根据的理想是：开辟井下瓦斯巷道，根据瓦斯比空气轻、能透过煤层上升的原理，使煤层中的大量瓦斯自动聚在巷道里，然后用铁管引到地面上来，这样既可以把瓦斯用于福利，也为解决瓦斯为害问题找出了一条道路。 9 C" [: [/ i4 x& W
　　这个建议立刻得到矿区党委的重视，党相信这个建议，并且给工程师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个理想也引起了工人们，特别是老工人们和工人家属的热烈支持，有经验的老工人纷纷表示要为实现这理想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于是在党委组织下，这位工程师和一批勇敢的工人们进行了伟大的试验。工人党员们走在战斗的最前面，在浓厚的瓦斯巷道里夜以继日地奋战着。起初，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受到过多次浓烈瓦斯的包围，也受到过胆怯和保守的议论冷风的吹袭，但一个个困难都被克服了，终于在一九五○年七月一日前夕完成了试验工程。“七一”进行试验那天，在瓦斯出口管周围附近，自动集聚了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属和欧班工人，也来了无数的机关干部和上学的孩子们，人们都要亲眼看着自己的梦想如何变成现实。当一根火柴在管口燃起了猛烈的蓝色火苗时，欢呼声响遍了矿区，震动了矿山。人们向工程师和勇敢的工人祝贺。后来，他们的眼睛从蓝色的火焰上移开，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卷扬塔上光芒四射的红星上了①。此时老工人和老大娘们个个泪流满面，年轻的工人高呼着：“我们又胜利了！” 9 N# j1 i  h: k& q; D
　　①龙凤矿每逢有重大新成就，卷杨塔上红星即放光，全矿可见。——作者 ! S: a8 K: T0 Z5 X: d6 u
　　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我在抚顺工人养老院看见的那位残废的老人。这是一次瓦斯爆炸中的幸免者。他逃脱了死亡，但是逃不脱困残废被赶出矿山的厄运。他过着乞讨生活，一直到解放；他几次几乎变成杨柏桥下的“路倒”。老人辛苦一生，没有结过婚，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床头上方，这个照例是放置亲人照片的地方，老人也有一个用精致的镜框镶起的照片，这也是他的房间里推一的一张照片：毛主席。 + M) w% A! L0 \3 a4 b
　　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上午在一个幼儿院里，系着雪白小围巾的孩子挥动着小胖手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T$ S* R! k4 B　　从这些联想中，使我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回答。我明白了为什么刘大娘要说过去的让它过去，我明白了为什么她的儿子会相信我们可以改造……
& u  D3 B' h; W- E" m　　我们随着王主任在巷道里继续前进着。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灯光耀眼的小卖部——里面有水果点心，毛巾手绢，木梳香皂——王主任在这里停下来，指着小卖部说：
; T7 @. K# z8 W, J% h( O- [7 g　　“在伪满时，从这里起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沟里沟外到处有老鼠跑，可是谁也不敢碰它，因为那时很多工人很迷信，说它是老君爷的马。工人们都是混过今天不知能不能混过明天的人，因此，有的为了求平安，就敬信了老君爷。那时我们是又受鬼子的气，又受二把头的气，还要受老鼠的气。现在当然谁家也没老君爷了，把老君爷扔了，家家挂上毛主席像了。”
( s% d5 A( \0 M3 b" e( q, R　　他指着混凝土的干净平整的地面继续说：“那时到处是水，浅处也有一尺左右。工人一下井，就得光脚蹚水走。在‘掌子’里，工人浑身都不穿一点衣服，精光光的。坑下又问又热，再说只有一身破烂，烂掉了也没人给你添。”
* K% ?) w- b9 G　　我们继续向前走，走到电车道旁，载运着发光的煤块的列车开过去了，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司机和王主任笑着打个招呼，驶过去了。王主任继续说：
/ Q, z% O0 o5 j% i　　“那时候有电车走的道，没人走的道。电车在这个地方就常撞死人。不过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么了。矿工过去有句话：说自己是‘四块石头夹一块肉’。在井下干了十几个钟头回到井上来，就算这一天又混过来了。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时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着，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了。连尸首都不一定找到，不是压在石头底下，就是叫水沙埋了。在这里，”他停下了，指着路边说：“我亲自看见在这里压死了四个人。我十四岁就下井，自己也说不清跟阎王老子打了多少次交道。” 4 V1 ]; z2 }+ g/ r9 K
　　我这才知道这位精通业务的年轻主任原是矿工出身。他是个爽朗、活泼的人，他最后那句话是笑着说的。我决没料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爱笑的人，过去的经历是那样悲惨，简直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生活，当年，这个十四岁的少年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的活，有了病，不敢躺下，因为怕被看做有传染病隔离起来。工人们住的大房子，冬天没有火，大多数人没铺没盖，有条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够，每天每人只有八个蜂窝似的窝窝头，因此，传染病是极容易发生的。一九四二年，这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工人们到今天提起来还是余悸未定。可怕的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曾把发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区用层层刺网封锁起来，不准外出求医，然后又逐家检查，如果谁家有病不报告，日本鬼子就把大门钉起来，把人封锁在里头。如果有病报告了，又不管什么病一律填个霍乱，送进隔离所。人一进了隔离所就不用想出来，外面有电网围着，洋狗看守着，每人每顿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就送到炼人炉里烧死，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万人坑里。 # W% X* q4 ?3 T
　　“刚才你们看见的煤车上的那个工人，”王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叫邢福山，他的父亲就是被活埋的一个。”
0 `7 I" I( F+ X4 y3 @: l　　我们慢慢走着，巷道里有轻风迎面拂来，这是清新的温暖的气流，但我的心被过去的事冻结住了。经过一阵短暂的沉默，王主任继续说：“从前这里的空气是混浊的，不干活也可以把人间出病来。有一回我刚从井里上来，问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头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举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里最小，大伙全疼我，有人过来要和二把头拆命，那小子一看就吓跑了。日本鬼子和二把头最怕的是特殊工人——这是鬼子送给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的名称，鬼子把他们押到矿上做工，这些战士对鬼子不买账，谁凶他们在井底下就揍谁，揍死了就埋在里面。他们暴动了好多次，鬼子只好让步，给他们吃好一点，客气一点。鬼子和二把头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响，总设法隔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所以二把头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沟里的老鼠一样。从那天起，我就看透这些人日子长不了……”
$ i7 r! F0 n! A3 x! K  V　　这个当初生活在爆炸、冒顶和二把头皮鞭下的少年，他怎么熬过来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有多么强烈的自信！当初他在那样艰难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就已经看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细，而我在那时是什么样子呢？是已吃腻了荤腥，丢尽了尊严，天天打针吃药，内心充满了末日的情绪。这和当初的这个少年的心情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就把我们这类人看成了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样呢？ 9 ?- C" Q+ n& }6 F6 T8 L9 n
　　我想起了试验瓦斯胜利的那个故事，想起故事里的老年工人和家属们的眼泪，想起故事里的青年工人高呼的那句话：“我们又胜利了！”这句话里充满了多大的自豪和自信！在他们的眼里，社会、人类、自然，一切奥秘都是可以揭穿的，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一个皇帝又算得了什么？未来是他们的！这是为什么方素荣、刘大娘和他的儿子所以能宽恕我的又一个原因。 # j- f' y2 _+ [( b- \8 N
　　一切都变了！变化是反映在任何事物上的。从平顶山上的新生的丛林到矿山上的每块石头，都有了变化。变化也反映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人身上：养老院里正展开比健康、比长寿的老人是变化，工人宿舍的瓦斯灶和结婚照片是变化，年轻的王主任也是一个变化……一切变化中最根本的，是人的变化。 ; l, e; [2 h0 C  P
　　说明这一切变化发生的原因的，是老人床头的照片，是幼儿院孩子们唱的歌，是龙凤矿卷扬塔上的那颗星……
7 \  A% h# }) l　　在那颗红星下发生了这一切——伟大的胸怀，对领袖的无限信仰，看透了一切的自信。有了这一切，才有了那个声出如雷鸣，耀眼如闪电的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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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会见亲属

　　人民可以宽恕，问题在于自己能否“做个正经人”——我从这次参观中明白了这个道理，并且还不只是这一个道理。从前，就是在开始参观的那天，我还用旧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政府同群众的关系，认为任何政府同人民之间都没有书上所说的那种一致、那样互相信赖。我总以为共产党之所以有那样强大的军队和有力的政府，是由于“手段”高明和善于“笼络人心”的结果。我所以担心在群众激愤时会牺牲了我，就是由于这种看法。现在我明白了，人民所以拥护党，相信党，实在是由于共产党给人民做了无数好事，这些好事是历史上任何朝代都不可能也不肯于去做的。为矿工——从前被称做“煤黑子”的——做出营养设计，为矿工的安全拿出整个党组织的精力向瓦斯宣战，让“大官旅馆”的命运变成下棋、赏花的晚景，让百分之八十的单身汉从“大房子”搬进新房，让存在了若干世纪的妓院、赌馆、鸦片馆从社会上消失……在过去，哪个政府能够和肯于去做这些事呢？ 2 l- w, L3 G8 |) N1 `
　　从前，我有时还这样想：也许在新社会里只有穷人得到好处，那些有钱的人，旧社会里有点地位的人，跟我们这类人有瓜葛的人，以及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恐怕都说不上满意。参观后不久，我亲眼看到了我的亲属，我才明白了这还是过时了的旧眼光。原来满意这个新社会的，在新社会里找到自己前途出路的，竟包括了那么广泛的阶层，实在是历史上空前的。 . v% e0 Y8 p% I& \$ g- G4 F3 x! j
　　我们跟亲属之间的通信，从一九五五年夏天就开始了。人们从家信里知道了亲属并未因自己是罪犯而受到歧视，知道了子女们有的在上学，有的在工作，有的成了专家，有的参加了共青团，甚至还有的加入了共产党。许多人从家信上受到了很大鼓舞，进一步觉出了社会变化对自己的意义。但是也还有某些多疑的人仍然疑信参半，甚至于还有人全凭偏见而加以穿凿附会、妄加曲解。前伪满将官老张，接到儿子第一次来信。这封信头一句是这样写的：“张先生：对不住，我只能这样称呼你，不能用别的……”老张看完信大为悲恸，几乎得了精神病。许多人都为他不平，有人暗地里说：“这不是新社会教育出来的青年吗？新社会里父亲坐牢，儿子就不要他了。”我不由得想起陈宝琛说过的“共产党无情无义”之类的话。跟溥杰同组的前伪满将官老刘，向来对新社会什么都不相信。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很怕她受到社会上的歧视。女儿来信告诉他，她的生活很好，人了团，得到组织的关怀，有许多好朋友，她现在夙愿得偿，国家已按她的升学第一志愿分配她到艺术学院。他看了信，摇晃着满头白发说：“说得千真万确，不叫我亲眼看一看我还是不相信。”这些问题，从一九五六年起，都得到了解决，而在我看来，解决的还不只是一家一户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整个下一代的问题。 6 d% [, R0 V" U* Y6 Y
　　三月十日，即参观后的第三天，看守员通知我和溥杰，还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个侄子，一齐到所长那里去。我们走进了所长的接待室，在这里出乎意料地看见了别离了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 " {2 @* d6 ^( k) x" z' T6 T
　　看着健壮如昔的胞叔和穿着棉制服的妹妹们，我好象走进了梦境。
% n" n) o; F4 I- J　　载涛是我的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个人。在一九五四年选举中，他作为二百多万满族的代表被选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同时是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他告诉我，在来看我的前几天，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主席，说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叔。主席和他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的还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们…… 5 ^; P4 b' B3 x0 X
　　七叔说到这里，颤抖的语音淹没在哽咽声中，我的眼泪早已无法止住了。一家人都抹着泪，瑞侄竟至哭出了声音……
  `) I: {: c9 \+ _　　从这次和家族会见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们整个的满族和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族也得到了挽救。
- g& C- q- H! f+ E) e' ?9 t　　七叔告诉我，解放前满族人口登记是八万人，而今天是这个数目的三十倍。
$ k  o5 z& t8 m% O) a  ^) j' [　　我是明白这个数目变化的意义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旗人是什么处境。那时满族人如果不冒称汉族，找职业都很困难。从那时起，爱新觉罗的子孙纷纷姓了金、赵、罗，我父亲在天津的家，就姓了金。解放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多。宪法公布之后，满族全都登记了，于是才有了二百四十万这个连满族人自己也出乎意外的数目。 # o3 E9 P. r) \0 s
　　我还记得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忿心情，还记得向祖宗灵牌发过的报仇誓愿。我这个自认的佛库伦后裔和复兴满族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步步走向消亡的命运，我不但未曾加以扭转，而且只能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只是在声称扶持满族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了可靠的前途。由八万变成二百四十万，这就是一个证据！ 5 x7 n8 q! t3 \
　　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包含有爱新觉罗的后人，包含有过去的“涛贝勒”和过去的“三格格”、“五格格”。 5 e9 P, T+ k& R( Y* F5 w
　　七叔这年是六十九岁，身体健壮，精神旺盛，几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老态来。我甚至觉得他和我说话的习惯都没有变。解放以后，他以将近古稀之年参加了解放军的马政工作，兴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谈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愉快之色。他又告诉我，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视察少数民族的工作，以尽他的人大代表的责任。提到这些，他脸上更发出了光彩。 : Q; Y- Z2 R; m' P0 V7 y0 D  s' C
　　在那数目降到八万的时候，哪个满族的老人的脸上能发出光彩来呢？ 2 t) h6 p# Y% i& p1 F- B3 m# S0 a
　　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惴惴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但也有人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潢贵胄”的身份，放弃掉对我的迷信，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旧时代更感到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满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景况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黯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的。最先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做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请他们为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曾祖父（道光帝）的后人以及惇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溥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六十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溥亻斤（字雪斋，停亲王奕淙之孙、多罗贝勒载瀛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六十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