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行在”生活

　　我在张园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这个环境远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我有了这样的想法：除非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还是住在这里的好。这也是出洋念头渐渐冲淡的一个原因。
9 x- z. Y. a" O　　张园（和后来的静园）对我说来，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坐车、上街都不自由的那套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如今我有了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无法干涉。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是我的威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虽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龙袍，经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马褂，更多的是穿西装，但是这并不影响别人来给我叩拜。我住的地方从前做过游艺场，没有琉璃瓦，也没有雕梁画栋，但还有人把它称做“行在”（我也觉得抽水马桶和暖气设备的洋楼远比养心殿舒服），北京的宗族人等还要轮流来这里给我“值班”，从前张园游艺场售票处的那间屋子，犹如从前的“乾清门侍卫处”。虽然这里已没有了南书房、懋勤殿、内务府这些名堂，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张园那块“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就是它们的化身。至于人们对我的称呼，园子里使用的宣统年号，更是一丝不苟地保留着，这对我说来，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 J9 V# S9 B  _( ^
　　在张园时代，内务府大臣们只剩下荣源一个人，其余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休。我到天津后最初发出的谕旨有这两道：“郑孝胥、胡嗣瑗、杨锺羲、温肃、景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木式、刘骧业皆驻津备顾问。”“设总务处，著郑孝胥、胡嗣瑗任事，庶务处著佟济煦任事，收支处著景方昶任事，交涉处著刘骧业任事。”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是每天必见的“近臣”，他们和那些顾问每天上午都要来一次，坐在楼外西边的一排平房里等着“召见”。在大门附近有一间屋子，是请求“觐见”者坐候传唤的地方，曾经坐过的人，有武人、政客、遗老、各式“时新”人物、骚人墨客以及医卜星相。像青年党党魁曾传，网球名手林宝华，《新天津报》主笔刘冉公，国民党监察委员高友唐，……都曾加入张宗昌、刘凤池的行列，在这里恭候过“奏事官”的“引见”。驻园的日警，天津人称之为“白帽”的，驻在对面平房里，每日登记着这些往来的人物。每逢我外出，便有一个日警便衣跟随。 % O$ K; V" }- Q7 s8 b% g
　　张园里的经济情况，和紫禁城比起来，自然差的多了，但是我还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我从宫里弄出来的一大批财物，一部分换了钱，存在外国银行里生息，一部分变为房产，按月收租金。在关内外我还有大量的土地，即清朝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的所谓“皇产”，数字我不知道，据我从一种历史刊物上看到的材料说，仅直隶省的皇产，不算八旗的，约有十二万饷。即使把这数字打几个折扣，也还可观。为了处理这些土地的租赁与出售，民国政府直隶督办和清室专设了一个“私产管理处”，两家坐地分赃，卖一块分一笔钱，也是一项收入。此外，前面我已说过，我和溥杰费了半年多功夫运出来的大批珍贵字画古籍，都在我手里。 7 k- O! C1 ^2 ^' W
　　我到天津之后，京、奉、津等地还有许多地方须继续开支月费，为此设立了“留京办事处”、“陵庙承办事务处”、“驻辽宁办事处”、“宗人府”、“私产管理处（与民国当局合组的）”、“东陵守护大臣”和“西陵守护大臣”等去分别管理。我找到了一份材料，这上面只算北京和东西陵这几处的固定月费、薪俸、饭食，就要开支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七元八角四分①，至于天津一地的开支，每月大约需一万多元②，最大宗的开支即收买和运动军阀的钱，尚不在此数。每月平均开支中的购买一项，约占全月开支三分之二，也没有包括汽车、钻石之类项目。天津时期的购买用品的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她买了，自然又叽咕着要。这种竞赛式的购买，弄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自然，给婉容定的数目要比文绣的大一些，记得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绣八百，后来有了困难，减到三百与二百。至于我自己花钱，当然没有限制。 4 e. M- S. O4 _6 @2 p# K- E9 \
　　①这个数字包括以下各项： ! D6 U4 p: Q! r3 g2 B( g
　　　敬懿、荣惠两太妃8000元　醇亲王2800元
$ ^# C  n" v& u" b　　　寿皇殿总管太监等饭食72元　太庙首领太监等钱粮19.44元
1 l' q# c. \) T" t　　　东陵奉祀960元　西陵奉祀832元 8 K. {' k9 J4 E5 S" M8 p2 L
　　　东西陵守护大臣200元　醇贤亲王国寝祭品每季266.4元 8 |* o: y$ K  J" ^0 o0 v- M
　　　园寝翼领官兵口分144元　太妃邸内管领值班饭食80元 ! N+ Z1 P+ {/ O, t! `. C, p
　　　太妃邸内护军住班饭食32元　留京办事处长官及留用司员薪水1932元
+ `2 a" f  c0 {, y/ b　　　宗人府办公经费500元
+ ]; g  S) `: T' H; d5 J, E) h　　　以上共15837．84元
0 p" K; I' f! w/ Z　　②员工薪资约为4000元，婉容、文绣月银1800元，房租约200元，其他开支，据“驻津办事处”的司房写的一份“谨将各项用项缮呈御览”的表格，其中核计出的每月平均开支如下：
6 M9 j2 |/ j! A　　　膳房536.511元　电灯234.947元　番菜膳房215.115元
6 s& P0 b  l0 q2 _　　　邮费1.877元　茶房168.782元　自来水61.341元
* d% O& @/ ?5 q9 H0 }; r　　　办事人员饭食236.194元　车费110.642元　电话113.947元 0 A' x6 I( z5 b3 W; q
　　　旅费38.364元　奖赏142.902元　购物4128.754元
- o4 M, T$ [9 B2 H　　　马乾85元　杂费236.825元 1 L0 f) {& q9 _# z* `
　　　合计6311.201元
9 H) A. v2 K( S　　由于这种昏天黑地的挥霍，张园又出现了紫禁城时代的窘状，有时竟弄得过不了节，付不出房租，后来连近臣和“顾问”们的俸银都开支不出来了。 , J# G4 W3 ~; M, g) K. y5 Z, Q
　　我花了无数的钱，买了无数用不着的东西，也同时买来了一个比庄士敦给我的更强烈的观念：外国人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而对照之下，我觉得在中国，除了帝制之外，什么都是不好的。
* m8 L) Q2 O5 _. x( J9 @　　一块留兰香牌口香糖，或者一片拜耳的阿司匹灵，这几分钱的东西就足够使我发出喟叹，认为中国人最愚蠢，外国人最聪明。当然，我想到的中国人，并没有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自认自己是凌驾于一切臣民之上的。我认为就连那些聪明的外国人也是这样看我的。 & [5 _1 y2 v* a) E% n; T9 v
　　那时我在外国租界里，受到的是一般中国人绝对得不到的待遇。除了日本人，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各国的总领事。驻军长官、洋行老板，对我也极为恭敬，称我“皇帝陛下”，在他们的国庆日请我去阅兵，参观兵营，参观新到的飞机、兵舰，在新年和我的生日都来向我祝贺……
( B# j+ T& g4 t* M　　庄士敦没走以前，给我介绍了英国总领事和英国驻军司令，以后他们辗转介绍，历任的司令官都和我酬酢往还不断。英王乔治五世的第三子过津时访问过我，带去了我送他父亲的照片，后来英王来信向我致谢，并把他的照片交英国总领事送给我。通过意大利总领事，我还和意大利国王互赠过照片。
+ z# a4 z" d+ m8 @1 I6 F4 S! X3 t# b　　我看过不少兵营，参加过多次外国军队的检阅。这些根据我的祖先——西太后承认的“庚子条约”而驻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却觉得颇为得意，认为外国人是如此的待我，可见他们还把我看做皇帝。
, J0 t; j' W" n; A: s* j( N　　天津有一个英国人办的名叫“乡艺会”（Country Club）的俱乐部，是只准许外国大老板进出的豪华游乐场所，中国人是根本走不进那个大门的，只有对我是个例外①。我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可以带着我的家人们，一起享受当“特殊华人”的滋味。
6 l9 w; {+ ?& j$ `　　①在后期也准许中国人去，但仅限买办资本家之流，由外国会员带去。这个地方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收，改为人民俱乐部了。——作者 " B/ k' b4 q, }0 A
　　为了把我自己打扮得像个西洋人，我尽量利用惠罗公司、隆茂洋行等等外国商店里的衣饰、钻石，把自己装点成《老爷杂志》上的外国贵族模样。我每逢外出，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厂出品的眼镜，浑身发着密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还跟着两条或三条德国猎犬和奇装异服的一妻一妾……
# ?$ S; V5 Y+ @. a　　我在天津的这种生活，曾引起过陈宝琛、胡嗣瑗这派遗老不少的议论。
  K, ?& S% d6 ~. O　　他们从来没反对我花钱去买东西，也不反对我和外国人来往，但是当我到中原公司去理发，或者偶尔去看一次戏，或者穿着西服到外面电影院看电影，他们就认为大失帝王威仪，非来一番苦谏不可了。有一次，胡嗣瑗竟因我屡谏不改，上了自劾的请求告退的奏折（原文抬头处，我都改成了空一格）： ! [3 t) \. _6 N( P
　　奏为微臣积年溺职，致圣德不彰，恐惧自陈，仰恳恩准即予罢斥事。窃臣
8 k( Q: C" m6 v8 `  V　　粗知廉耻，本乏才能，国变以还，宦情都尽，只以我朝三百年赫赫宗社， 7 i% O8 N. b& `4 ]8 ~9 F+ @( T4 s
　　功德深入人心，又伏闻皇上天禀聪明，同符圣祖，虽贼臣幸窃成柄，必当
& I6 ~) e, m' v" _　　有兴复之一时。辄谬与诸遗臣密围大计，丁巳垂成旋败，良由策划多歧。
- i9 a+ o/ U3 w0 F4 a  o　　十年来事势日非，臣等不能不尸其咎。而此心耿耿，百折莫回者，所恃我
( r- G( _' w% t1 m: B0 r' q　　皇上圣不虚生，龙潜成德也。泊乘舆出狩，奔向北来，狠荷录其狂愚，置
  v9 |9 h# e5 Y/ ~4 u0 e　　之密勿，时遭多难，义不敢辞。受事迄今，愆尤山积，或劾其才力竭蹶矣， - y2 ~3 a" }) K; X5 c& g
　　或斥其妒贤嫉能矣，或病其性情褊急矣，或低其贪糜厚禄矣。经臣再三求
+ f5 r+ w0 X- f* S" ?　　退，用恤人言，乃承陛下屡予优容，不允所请。臣即万分不肖，具有天良， : d8 G" o. q3 O5 v* Q
　　清夜扪心，能勿感惊？……前者臣以翠华俯临剧场，外议颇形轻侮，言之 0 u* o% x$ A) |& r" ^  a( x
　　不觉垂涕。曾蒙褒责有加，奉谕嗣后事无大小，均望随时规益，等因，钦 : D. q0 o7 h' G
　　此！仰见皇上如天之度，葑菲不遗，宜如何披露腹心，力图匡护。记近来 ; ~1 W4 [7 U  N0 }
　　商场酒肆又传不时游幸，罗振玉且扬言众中，谓有人亲见上至中原公司理
) i  X1 N. I- Z8 U" @% K　　发，并购求玩具，动费千数百金等语。道路流传，颇乖物听。论者因疑左
) e& h  T" k7 C9 u　　右但知容悦，竟无一效忠骨鲠之臣。里既未能执奏于事前，更不获弁明于
5 {5 W/ w- a& x7 w0 f- O　　事后，则臣之溺职者又一也。……是臣溺职辜恩，已属百喙难解，诚如亮
( G" z+ H& S( b　　言，宜责之以彰其慢者也，若复靦颜不去，伴食浮沉，上何以弼圣功，下
7 o+ U' B, U7 j4 e　　何以开贤路？长此因循坐误，更何以偷息于人间？茹鲠在喉，彷徨无已， 9 \1 G2 @0 D  [# c, ?5 A
　　惟有披沥愚悃，恳恩开去管理驻津办事处一差，即行简用勤能知大体人员， . c' f; {: k% W2 j
　　克日接管其事，则宗社幸甚！微臣幸甚！…… 6 l& m. ]7 \5 Q+ M  a
　　胡嗣瑗说的“俯临剧场”，是指我和婉容到开明戏院看梅兰芳先生演《西施》的那一次。他老先生在戏园里看见了我，认为我失了尊严，回来之后就向我辞职。经我再三慰留，以至拿出了两件狐皮筒子赏他，再次表示我从谏的决心，他才转嗔为喜，称赞我是从谏如流的“英主”，结果双方满意，了事大吉。这次由中原公司理发引起的辞职，也是叫我用类似办法解决的。我初到天津那年，婉容过二十整寿生日的时候，我岳父荣源要请一洋乐队来演奏，遗老丁仁长闻讯赶忙进谏，说“洋乐之声，内有哀音”，万不可在“皇后千秋之日”去听。结果是罢用洋乐，丁仁长得到二百块大洋的赏赐。以物质奖赏谏臣，大概就是由这次开的头。
5 p4 j; t6 o0 X9 m2 H　　从此以后，直到我进了监狱，我一直没有在外面看过戏，理过发。我遵从了胡嗣瑗的意见，并非是怕他再闹，而确实是接受了他的教育，把到戏园子看戏当做有失身份的事。有一个例子可证明我的“进步”。后来有一位瑞典王子到天津，要和我见面，我因为在报上看见他和梅兰芳的合照，便认为他失了身分，为了表示不屑，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没和他见面。 ) |2 ^, @( n0 C  D; q: J
　　陈宝琛一派的胡嗣瑗、丁仁长这些遗老，到了后期，似乎对于复辟已经绝望，任何冒险的想法都不肯去试一试，这是他们和郑孝胥、罗振玉等不同之处，但他们对于帝王的威严，却比郑孝胥等人似乎更重视，这也是使我依然信赖这些老头子的原因。尽管他们的意见常常被我视为迂腐，遇到他们有矢忠表现的时候，我总还采纳他们的意见。因此在那种十分新奇的洋场生活中，我始终没忘记自己的身分，牢固地记住了“皇帝”的“守则”。
/ T# H2 w  m! ?　　一九二七年，康有为去世，他的弟子徐良求我赐以谥法。按我起初的想法，是要给他的。康在去世前一年，常到张园来看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曾泪流满脸地给我磕头，向我叙述当年“德宗皇帝隆遇之思”，后来他继续为我奔走各地，寻求复辟支持者，叫他的弟子向海外华侨广泛宣传：“欲救中国非宣统君临天下，再造帝国不可”。他临死前不久，还向吴佩孚以及其他当权派呼吁过复辟。我认为从这些举动上看来，给以谥法是很应当的。但是陈宝琛出来反对了。这时候在他看来，分辨忠奸不仅不能只看辫子，就连复辟的实际行动也不足为据。他说：“康有为的宗旨不纯，曾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且当年忤逆孝钦太皇太后（慈禧），已不可赦！”胡嗣瑗等人完全附和陈宝琛，郑孝胥也说光绪当年是受了康有为之害。就这样，我又上了一次分辨“忠奸”的课，拒绝了赐谥给康有为。据说后来徐良为此还声言要和陈、郑等人“以老拳相见”哩。
, a7 Y2 K: G! N1 l　　一九三一年，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要求，在得到解决之后，遗老们还没有忘记这一条：要发个上谕，贬淑妃为庶人。我自然也照办了。
% M1 z6 U- I, R) C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这与其说是感情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张园生活上的空虚。其实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5 o- S& Y+ m7 M, Y  ^6 I" e$ t
　　这里是文绣在宫里写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中多少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心情： ) H6 d  c" Z: b5 q  n
　　　　　　　　　　　　　　　　 哀苑鹿
1 U0 I/ x# b: }1 k) r2 h& j0 k　　　　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倚树稍
  P* O2 \; L4 A1 z　　憩，忽闻囿鹿，悲鸣宛转，亻免而视之，奄奄待毙，状殊可怜。余以此庞
/ p3 q7 }7 ~* i3 P$ a% l$ Z　　得入御园，受恩俸豢养，永保其生，亦可谓之幸矣。然野畜不畜于家，如
' l; c) y, k* M% B" @　　此鹿在园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庄子云： 5 {4 q- h7 L* F& M/ R9 {
　　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 2 B- P) G( d: e. V* k! j; ^& Z
　　文绣从小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岁，开始了“宫妃”生活，因此“君权”和“夫权”的观念很深。她在那种环境中敢于提出离婚，不能说这不是需要双重勇敢的行为。她破除万难，实现了离婚的要求，离婚之后，仍受到不少压力。有人说，她提出离婚是受了家里人的教唆，是为了贪图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事实上，她家里的人给她精神上的迫害不见得比外来的少。据说她拿到的五万元赡养费，经过律师、中间人以及家里人的克扣、占用、“求助”，剩不了好多，而她精神上受的损害更大。她的一个哥哥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给她，其中竟有这样的话：
5 Q0 P- y* [  M0 S) A9 f3 i  ~: s　　　　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慢云逊帝对汝
5 s8 u% W3 C. M" T1 Q- g　　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汝随侍逊帝，身披
. z& U, t; y) |4 P( I* h: L　　绫罗，口餍鱼肉，使用仆妇，工资由账房开支，购买物品物价由账房开支， ; R1 _9 w9 M* E# M/ b! R
　　且每月有二百元之月费，试问汝一闺阁妇女，果有何不足？纵中宫待汝稍
- W* J. e) o2 p) |) {　　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调，自是小星本分，实命不犹，抑又何怨……？
) B/ k1 A6 Q0 b　　这封信曾在遗老们中间传诵一时。文绣后来的情形不详，只听说她在天津当了小学教师，殁于一九五○年，终身未再结婚。
' k( f7 d' n* a4 d7 j. f; `　　如果从表面现象上看，文绣是被“中宫”挤跑了的。这虽非全部原因，也是原因之一。婉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以从她求的乩辞上窥得一斑（文内金荣氏指婉容，端氏指文绣）： & t  E3 P" ~. b9 ~. \% @
　　　　　　　　　　　　　婉容求的乩文 + R+ R5 q" A( T8 T' \
　　吾仙师叫金荣氏听我劝，万岁与荣氏真心之好并无二意，荣氏不可多疑，
9 v9 @4 l! m$ w7 f! i　　吾仙师保护万岁，荣氏后有子孙，万岁后有大望，荣氏听我仙师话，吾保 1 ^! W! f4 M: U* U: R: x+ t! t
　　护尔的身体，万岁与端氏并无真心真意，荣氏你自管放心好了。 2 \9 ]' H7 Q, L3 u) m
　　顺便提一下，这种令人发笑的扶乩、相面、算卦、批八字等等活动，在那时却是不足为怪的社会现象，在张园里更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玩意。在我后来住的静园里，就有房东陆宗舆设的“乩坛”。简直可以说，那时乩坛和卜卦给我的精神力量，对我的指导作用，是仅次于师傅和其他近臣们对我的教育。我常常从这方面得到“某年人运”、“某岁大显”之类预言的鼓舞。北京商会会长孙学仕自称精通麻衣，曾预言我的“御容”何时将人运，何时又将握“大权”。日本领事馆里的一位日本相法家也说过我某某年必定成大事的话。这些都是我开倒车的动力。

第五章　潜往东北

一　不静的“静园”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从日租界官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
  g* k+ i9 W1 C6 b/ W' @　　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我寄托过希望的东三省，宣布“易帜”。张园上下因此一度感到一片悲观失望。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了，和我厮守着的近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像陈宝琛这样的人，从前嘴边上挂着的“天与人归”、“卧薪尝胆”的话，也不说了。人们惟一考虑的问题，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将会怎样对待我这个末代皇帝。我自己陷入了深沉的忧虑之中。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很快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来，打着青天白日旗的人又彼此厮杀起来，今天甲乙联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所达到的“统一”，越看越不像那么回事，蒋介石脚底下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么稳固。张园有了绝路逢生之感，不免渐渐重温旧梦，觉得“定于一”的大业，似乎仍然非我莫属。不但遗老和门客们后来恢复了这个论调，就连每周“进讲”时局的日本参谋们，也不避讳这种观点。我把新居取名“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 P. l. j1 x8 B) f　　静园里日日望着，月月盼着。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真盼来了消息。 2 \0 h2 G+ O( f" b7 s# a4 N6 _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在日本东京“学习院”读书的溥杰正待回国度假，忽然接到鹿儿岛来的一封信。鹿儿岛驻军某联队的吉冈安直大队长，曾经是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参谋，常到张园来讲说时局，与溥杰也认识，这时他向溥杰发出邀请，请溥杰到鹿儿岛做几天客，然后再回国。溥杰应邀到了鹿儿岛，受到了吉冈少佐夫妇的殷勤招待。到了告别的时候，吉冈单独对溥杰神秘而郑重地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的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杰到了天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前来访问，在郑孝胥和溥杰的陪侍下，我接见了他。在这次平常的礼貌的会见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礼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题着一联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 ; L+ U, {- @" F3 `% b. a
　　原来溥杰回国之前，水野子爵亲自找过他，接洽送扇子的事，因此，溥杰明白了这两句诗的来历，并且立即写信报告了我。这是发生在日本南北朝内乱中的故事。受控制于镰仓幕府的后醍醐天皇，发动倒幕失败，被幕府捕获，流放隐歧。流放中，有个武士把这两句诗刻在樱树干上，暗示给他。后来，这位日本“勾践”果然在一群“范蠡”的辅佐下，推翻了幕府，回到了京都。以后即开始了“建武中兴”。水野说的故事到此为止，至于后醍醐天皇回京都不过三年，又被新的武士首领足利尊氏赶了出来，他就没再说。当然，那时我也不会有心思研究日本历史。重要的是，这是来自日本人的暗示。那时正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东北局势日益紧张，我的“重登大宝”的美梦已连做了几天晚上。这时来了这样的暗示——无论它是出于单纯的私人关怀，还是出于某方的授意——对我说来，事实上都是起着行动信号的作用。
1 m5 j  s7 J" R% W1 {6 _6 Q3 I　　“九一八”前后那几天的静园动态，郑孝胥日记里留下了一些记载：
* S: S$ B5 {2 i3 E9 D% }　　　　乙亥初六日（九月十七日）。诣行在。召见，商派刘骧业、郑垂往大 # e, a8 U9 v$ @
　　连。…… ) Z; e  ^" C6 T8 S  w, B
　　　　丙子初七日（九月十八日）。诣行在。召见，咨询出行事宜。 / [5 [) {) l$ G6 A# z# y; o
　　　　丁丑初八日（九月十九日）。日本《日日新闻》送来号外传单云：夜
0 @7 y- i# R) Y$ Y  N5 C$ o　　三时二十三分奉天电云：中日交战。召见刘骧业、郑垂，命刘骧业先赴大 4 b" K3 r  a( d3 x. b
　　连。作字。遇韬庵（陈宝琛），谈预料战事恐复成日俄之战。午原（刘骧
& M* m2 G* w  F% C　　业）来，求作书二纸，遗满铁总裁内田及日军司令本庄。大七（郑垂）往 / ?+ C; i. C: r& D1 m; ]
　　行日领馆。云：昨日军已占奉天，华军自退，长春亦有战事。…… 9 }% W, L! {% m  u; W
　　　　戊寅初九日（九月二十日）。诣行在。进讲。报言日军据沈阳，同时
+ d/ S3 Z( ~2 F$ Q0 H　　据长春、营口、安东、辽阳。东三省民报送致十八号，报中毫无知觉。……
1 i" h3 A" R7 Z$ g# }　　　　己卯初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诣行在。进讲。蒋介石返南京，对日 & |) S! y. q7 n  R  R, n
　　本抗议，张学良令奉军勿抵抗。……佟揖先（济煦）来，自言欲赴奉天，
& s. B$ m0 O7 ]　　谋复辟事。余曰：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
6 x8 B" N# g# H, A& q　　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 s* P, F& J6 J　　我从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时起，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但我知道不经日本人的同意是办不到的。郑孝胥对我说，沈阳情况还不明朗，不必太着忙，日本人迟早会来请皇上，最好先和各方面联络一下。因此我决定派刘骧业，去找日本人在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内田和本庄。另叫我的管家头目佟济煦，去东北看看遗老们那边的情形。这时商衍瀛也想去找那些有过来往的东北将领。这些办理“及时应为之事”的人走后，过了不久，郑孝胥的话应验了，关东军派人找我来了。
, [+ K5 v5 }) v1 m　　九月三十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我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告诉我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我怀着喜事临门的预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正立在他的住宅门外等着我。我进了他的客厅，在这里我看见了两个人恭恭敬敬地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另一个是穿西服的陌生人，从他鞠躬姿势上就可以看出是个日本人。香椎介绍说，他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住派来朝见我的，名叫上角利一。介绍了之后，香椎就出去了。 / w/ J9 G9 H8 u) H! ]" d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罗振玉恭恭敬敬地给我请过安，拿出一个大信封给我。这是我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张作相是兼职的吉林省主席，因为到锦州奔父丧，不在吉林，熙洽便利用职权，乘机下令开城迎接日军，因此，他的日本士官学校时代的老师多门师团长的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吉林。他在信里说，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了，请我匆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还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我一回到沈阳，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 ! a% |- L8 Q0 {2 z( \8 @! a
　　罗振玉等我看完了信，除了重复了一遍信中的意思，又大讲了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关东军的“仗义协助”。照他说，东北全境“光复”指日可待，三千万“子民”盼我回去，关东军愿意我去复位，特意派了上角来接我。总之是一切妥善，只等我拔起腿来，由日本军舰把我送到大连了。他说得兴高采烈，满脸红光，全身颤动，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跳出来了。他的兴奋是有来由的。他不仅有熙洽的欲望，而且有吕不韦的热衷。他现在既相信不久可以大过其蟒袍补褂三跪九叩之瘾，而且看到利润千万倍于“墨缘堂”的“奇货”。他这几年来所花费的“苦功”，后来写在他的自传《集蓼编》里了：
- f* ~2 }6 _) X# f" [+ j( s　　　　予自辛亥避地海东，意中日唇齿，彼邦人士必有明辅车之相依，燎原
+ _) `3 G& S" ~  q. b$ ^% B( b　　之将及者，乃历八年之久，竟无所遇，于是浩然有归志。遂以己未（1919
5 E) [9 T" I1 k　　年）返国，寓天津者又十年，目击军人私斗，连年不已，邪说横行，人纪
/ J& h" u' ~. X/ c. i3 A9 G& z, W$ L9 K　　扫地，不忍见闻。事后避地辽东又三年。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关内麻
2 Z1 C$ @8 L# k: N1 H. e　　乱，无从下手，惟有东三省尚未糜烂，莫如吁恳皇上先拯救满蒙三千万民
" G* t1 |2 m6 @, T) w' K* J7 T　　众，然后再以三省之力，戡定关内。惟此事非得东三省有势力明大义者， . _* A- _( m4 T" S, S% f  `
　　不能相期有成。乃以辛未（1931年）春赴吉林，与照君格民（洽）密商之。
. P% I( z( @# L& m　　熙君夙具匡复之志，一见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时。又以东三省与日本关系
- N$ F$ ?3 k! i- I; Q: e　　甚深，非得友邦谅解，不克有成。故居辽以后，颇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相
7 {9 ~$ R% [8 j' [0 G　　往还，力陈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 ) X2 G# j% U3 J* ^) u
　　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洽民望。友邦当道闻之，颇动听。 & ~+ L- P' u! ^# i6 U
　　关于罗振玉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顺大连以后的活动，他曾来信大略向我说过，那时在郑孝胥和陈宝琛等人的宣传下，我对这个“言过其实，举止乖戾”的人，并没抱太大的希望。正巧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又给我留下了一个坏印象。几个月以前，他忽然兴冲冲地从大连跑来，拿着日本浪人田野丰写的“劝进表”对我说，田野丰在日本军部方面手眼通天，最近与一个叫高山公通的军界宿耆共同活动，得到军部的委托，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根据所谓“赤党举事”的情报，派谢米诺夫率白俄军在日军支援下乘机夺取“奉天”，同时将联络东北当地官吏“迎驾归满，宣诏收复满蒙，复辟大清”。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希望我拿出一些经费给他。我听了这个计划，很觉蹊跷，未敢置信。过了两天，日本驻北京的武官森赳忽然来找郑孝胥，要我千万不要相信田野丰的计划，郑孝胥连忙告诉了我，并且把罗振玉又攻击了一顿。这件事情才过去不久，现在罗振玉又来和我谈迎驾的问题，我自然不能不有所警惕。
% {- I5 N" }9 k- |4 c, D8 d　　我瞧瞧罗振玉，又瞧瞧生疏的上角利一，心中犹豫不定。显然，罗振玉这次的出现，与以往任何一次不同，一则谈话的地点是在日军司令部，同来的还有关东军板垣大住的代表；二则他手里拿着照治的亲笔信；再则，前一天我从大连报纸上看到了“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的新闻，天津报上不断登载的中国军队节节退让，英国在国际联盟袒护日本的消息。看来日军对东北的统治是可能实现的，这一切都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和陈宝琛、郑孝胥他们商量一下的好。
  e! |! V! f" `% e1 @  c- j1 _# `5 d　　我向罗振玉和上角说，等我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他们。这时，不知躲在哪里的香推出场了，他向我表示，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我能考虑关东军板垣大住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他这几句话，使我在坐进汽车之后，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像是假的。我的疑惑已经完全为高兴所代替了。不料回到了静园，马上就碰见了泼冷水的。 ! E0 [$ i6 x# I* ^
　　头一个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追随他的是胡嗣瑗、陈曾寿（婉容的师傅）。他们听了我的叙述，立即认为罗振玉又犯了鲁莽乖戾的老病，认为对于关东军的一个大住的代表，并不能贸然置信。他们说，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的趋向等等，目前还未见分晓，至少要等刘骧业探得真相之后，才能决定行止。听了这些泄气话，我颇不耐烦地直摇头： 2 y$ z. Y( ^4 }* I' D
　　“熙洽的信，决不会说谎。”
) B( [# d$ l  E; s( w　　八十四岁的陈宝琛听了我的话，样子很难过，任了一阵之后，很沉痛地说： 4 L! O0 C# w5 J5 M( A
　　“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惟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8 q# s% c9 `. r, `' Y6 N! A
　　我看和这几个老头子说不通，叫人马上催郑孝胥来。郑孝胥虽然七十一岁了，却是劲头十足的，他的“开门户”、“借外援”。“三共论”以及“三都计划”等等，已使我到了完全倾倒的程度。不久前，我按他的意思，给他最崇拜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写了一块“国士无双”的横幅。他曾说：“意大利必将成为西方一霸，大清帝国必将再兴于东方，两国分霸东西，其天意乎？”为了嘉勉我未来的黑衣宰相，这年春天我特授意我的父亲，让我的二妹和郑孝胥的长孙订了亲，给以“皇亲”的特殊荣誉。我估计他现在听到熙洽和关东军请我出关“主持大计”的消息，必定是与陈宝琛的反应不同，该是大大高兴的。没料到，他并没表现出我所料想的那种兴奋。 $ Z! v1 q4 T! }. v& m7 v- a
　　“展转相垂，至有今日。满洲势必首先光复，日本不迎圣驾，也不能收场。”他沉吟一下说，“不过，何时启驾，等佟济煦回来之后再定，更为妥帖。”
- c1 ~4 z6 W( C; J" J4 M　　这意思，竟跟陈宝琛一样，也以为时机未臻成熟。 # E( L7 U4 Q" l2 O
　　其实，郑孝胥脑袋里所想的，并不是什么时机问题。这可以由他不多天前的一篇日记来证明： + |5 e; e8 Y+ L- v7 `: ~* Z6 ^
　　　　报载美国罗斯安吉（洛杉矶）十月四日合众社电：罗斯安吉之出版人
6 |) e4 r' c, n* E* f+ U　　毕德，为本社撰一文称：世界恢复之希望（按资本主义世界从一九二九年
) A" F+ E4 g/ X2 F$ f　　起发生了经济大恐慌，报上经常有谈论如何把资本主义世界从危机中拯救
& i( X8 ]! I1 y2 X" _　　出来之类的文章——作者）端赖中国。氏引英国著名小说家韦尔斯之最近
" k+ i# f/ p6 Q: i2 p* I. J7 b1 G# w　　建议，“需要一世界之独裁者将自世界经济萧条中救出”，氏谓此项计划， # |+ C% P& h4 d. @! [5 n  ~+ y5 t- E9 t
　　无异幻梦，不能实现。华德建议美政府，应考虑极端之独裁办法，以拯救
1 o- G4 }. f4 P! E7 b' I9 y　　现状。第一步，应组一国际经济财政银行团，以美国为领袖，供给资金，
( ^& j5 b3 |0 V　　惟一目的，为振兴中国。氏主张美政府应速草一发展中国计划。中国工业
' Z: |2 W( j2 A/ j　　交通之需要如能应付，将成为世界之最大市场，偿还美国之投资，当不在
% J) K( @8 d; L, Z　　远。此时集中注意于中国，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皆有改正，繁荣可以恢复， # i( J5 }- s! r3 B& X; M% ~
　　人类将受其福利云。
: Z4 @& i4 ^( v! V& L. y8 S1 N* g! I　　　　今年为民国二十年。……彼以双十为国庆，这二十年整矣。此试巧合， 0 p& l7 N, w3 `
　　天告之也：民国亡，国民党灭，开放之期已至！谁能为之主人者？计亚洲 / h+ Y: E, L7 q  I) ^6 s  s+ C. p
　　中有资格者，一为日本天皇，一为宣统皇帝，然使日本天皇提出开放之议， , \9 f9 U0 q" j
　　各国闻之者，其感念如何？安乎？不安乎？日本皇帝自建此议，安乎？不
6 v; ?+ B' G$ M9 s# Y; I, p　　安乎？若宣统皇帝，则已闲居二十年，其权力已失，正以权力已失，而益
, d5 m  ~; }9 q7 a0 F% w　　增其提议之资格。以其无种族国际之意见，且无逞强凌弱之野心故也。
3 x: I' D6 `( W* b& c  ]  x　　可见，他不但看到满洲，而且看到全中国，全国的“开放之期已至”，更何论东北！那时他考虑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去东北的时机，而在于如何应付罗振玉的新挑战。
/ m7 x$ T7 D9 [* q& ]( O　　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从东北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照他们的话说，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分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 ( H, g+ N3 P4 E6 e2 ^- ^
　　郑孝胥胥我被罗振玉垄断了去，对这一点，我当时自然理会不到，我只觉得既然都主张等一下去东北的人，而去东北的人也快回来了，不妨就等一等。这时的陈曾寿惟恐我变了主意，忙给我上了一个奏折。这个奏折可说是代表了陈宝琛这派人当时思想的一个典型材料： 1 H) A: H5 t4 g* w. e0 }" I8 C
　　奏为密规近日情势，宜慎赴机宜，免误本谋，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同凡事 5 D5 B  W9 i/ z$ r) V, l( W
　　不密则害成。所当暗中着着进行，不动声色，使人无从窥其际。待机会成
6 i% O- B6 R  J" Z& a　　熟，然后一举而起。故不动则已，动则必期于成。若事未实未稳，已显露 4 d$ a" g: S- `8 ]. e
　　于外，使风声四播，成为众矢之的，未有不败者也。今皇上安居天津，毫
6 N, J5 j  {1 E: y& Q　　无举动，已远近传言，多所揣测。若果有大连之行，必将中外喧腾，指斥 9 y4 _/ n2 c' `, b7 \( u) V- e+ _9 X
　　无所不至，则日本纵有此心，亦将阻而变计。彼时进既不能，退又不可，
  A3 }" B; I$ p6 E　　其为危险岂堪设想。且事之进行，在人而不在地。苟机有可乘，在津同一 8 o9 j2 Y( C4 E
　　接洽；若机无可图，赴连亦属罔济。且在津则暗中进行，而易混群疑，赴
% x. g' I; V, N7 m) m: e　　连则举世惊哗，而横生阻碍。在津则事虽不成，犹有余地以自处；赴连则
0 R2 {- \- d1 A5 [. C5 i4 r　　事苟无着，即将悬寄而难归。事理昭然，有必至者。抑在今日局势未定， ! ]4 w9 _- _( y0 u
　　固当沉机以观变，即将来东省果有拥戴之诚，日本果有敦请皇上复位之举，
- H; @1 v- M3 o( T6 [) o7 }" a) z: c　　亦当先察其来言者为何如人。若仅出于一部分军人之意，而非由其政府完
9 r5 h9 I3 v2 D( V+ V7 Y7 o　　全谅解，则歧异可虑，变象难测。万一其政府未能同意，中道改计，将若 5 ]0 U& X$ U; ?+ v
　　之何？是则断不可冒万险以供其军人政策之尝试。若来者实由其政府举动， , s! b, b! U* ^6 Y; B
　　然后探其真意所在。如其确出仗义扶助之诚，自不可失此良机；如其怀有 1 F; l( \. Y$ k! r6 |$ Z, W( L% i
　　利用欺诱之意，则朝鲜覆辙具在，岂可明知其为陷阱而甘蹈之。应付之计， 6 U/ U9 D: T7 d# a( U3 J
　　宜与明定约言，确有保障而后可往。大抵路、矿、商务之利，可以酌量许
6 V2 x- p/ U/ f　　让。用人行政之权，必须完全自主。对外可与结攻守之同盟，内政必不容
4 t( |/ X2 J7 ^8 H& |' f( O" h. p　　丝毫之干预。此当预定一坚决不移之宗旨，以为临事应付之根本者也。昔 % C3 Q0 C" v. [9 F  p$ C" m
　　晋文公借秦力以复国，必有栾、卻、狐，先为之内主；楚昭王借秦兵以却
9 s! m( K4 @8 r5 A　　吴，亦有子西等旧臣收合余烬，以为先驱。自古未有专恃外力，而可以立 0 U' M& C. i( s. m( s5 {
　　国者。此时局势，亦必东省士绅将帅先有拥戴归向之表示，而后日本有所 6 z; z3 D! T1 }
　　凭借，以为其扶助之资。此其时机，似尚未至。今日东省人士犹怀观望之 : f* W" o+ O* f3 C# G8 g$ N
　　心，若见日本与民国政府交涉决裂，当有幡然改图者矣。今列强外相群集
  O5 w# g4 |1 E# n) r: i　　于日内瓦，欲借国联局面施其调停。日本不肯开罪于列强，闻已提出条款
# V" n7 i% a1 L% q; q　　大纲，若民国政府应允，即许退兵。在民国政府虽高唱不屈之论，实则色 8 |! v( ~  E) |
　　厉内荏，恐终出于屈服之途。日本苟尝所欲，必将借以收场。若交涉不能 0 e2 P1 @0 b4 u" B. K, l
　　妥协，则或别有举动。此时形势犹徘徊歧路之间，万不可冒昧轻动，陷于
3 {( m6 J7 a2 I* ?　　进退维谷之地也。观今日民国情形，南京与广东虽趋合并，而彼此仇恨已 5 d2 a  K/ f7 |! W: y4 N& W
　　深，同处一堂，互相猜忌，其合必不能久。彼等此时若与日本决裂，立将
4 N8 `9 q( s7 l5 Z3 L$ p( s9 {　　崩溃。如允日本要求，则与其平日夸示国人者完全背驰，必将引起内乱，
1 {3 _6 [/ p+ ]9 w　　无以自立。日本即一时撤兵，仍将伺隙而动。故此时我之所谋，即暂从缓 8 T) p% e4 \2 u2 o
　　动，以后机会甚多。若不察真相，轻于一试，一遭挫折，反永绝将来之望，
/ a* ?) D, y* \- }　　而无以立足矣。皇上天纵英明，饱经忧患，必能坚持定见，动合机宜，不 ' d- R. R+ ~4 |
　　致轻为所摇。臣愚见所及，是否有当，理会恭折密陈，伏祈圣鉴。谨奏。 % E* C7 ?9 q( ]; R3 N$ C
　　在这各种不同的想法里，静园里越加不能安静了。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情。
; `; L* w& c% |0 |

二　日本人意见分歧

　　还不等静园里商量出一致意见来，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后藤副领事，第二天便找上了门。他们对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全知道了。总领事馆表示，他们对我的心情和处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我最好是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不得不作这个劝告。 . t; m7 b, ^+ R7 A! K5 p
　　从这天起，这位后藤副领事不是直接来见我，就是找陈宝琛舅甥或是郑孝胥父子，进行劝阻。另方面，日本驻屯军的通译官吉田，却一再向我宣传，说日本军方决心支持我上台，我最好立刻动身出行。
$ S  N2 y/ t6 w- G6 l) e　　这时我对于日本军政双方有了新的看法，和陈宝琛那一伙人的看法有了分歧。陈宝琛一向认为文人主政是天经地义，所以他只肯联络日本芳泽公使，他的外甥只肯和领事馆以及东京的政友会人物来往。这时他坚决主张，如果东京方面没有表示，千万别听军人们的话。我的看法则不同，认为现在能决定我的命运的不是日本政客，而是军人。我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情报，我是从当前摆着的事实上看出来的。我看到日本人一方面在外交上宣称，准备和南京政府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纠纷”，另方面关东军却一路不停地前进，攻击退却着的中国军队。我那时虽然还不太明白，这和蒋介石、汪精卫们一边嚷着抵抗，一边把国土让给敌人，原都是用以欺世的两面手法，但我能看出决定问题的还是日本军人。陈宝琛指出国际列强的暧昧态度可虑，这也和我的感觉不同。我去过日本兵营后不多天，英国驻津军队司令官牛湛德准将忽然来到静园访问。他对“九一八”事变给我造成的机会，表示了“私人的祝贺”，并且说：“如果陛下能在伟大的满洲重新登极，陛下的仆人牛湛德，愿意充当龙旗下的一名士兵。”这话使我更加相信郑孝胥说的英方袒日的消息。牛湛德来访之后，庄士敦也突然和我久别重逢，据他说这回是代表英国外交部，来办理废款和归还威海卫的余留问题，顺便前来看望看望我。他为我的“前途”表示高兴，同时请我为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书稿作一篇序文，他说，他将在这书的最末添上一章，叫做“龙归故里”。 4 E  |7 l: p) K. O6 M' i9 |+ t
　　刘骧业和佟济煦先后从东北带来的消息，对我也是一种鼓舞。佟济煦先回来说，他和沈阳的遗老袁金销等人见了面，都认为时机已至，不必迟疑。接着刘骧业也来了，虽然他没有能见到内田康哉和本庄繁，这有点令人失望，但他见到了板垣和金梁，证实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并不是骗人的。金梁对他表示的尤其乐观：“奉天一切完备，惟候乘舆临幸。”他也去过吉林，证实罗振玉说的不错，日本军队已控制了全省，熙洽等人随时准备响应复辟。
. Z8 v+ p6 o0 b1 H8 w　　除了这些之外，当时出现的一些谣言也在促使我急于动身。那时天津的新闻界消息非常灵通，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很快就传到了社会上，有的报纸甚至报道了我已乘轮到了东北。与此同时，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说中国人要对我有不利的举动。因此我更觉得不能在天津呆下去了。 - c1 u3 p! y8 D+ }. t( r
　　我派郑垂去拜会日本总领事桑岛，说既然时机不至，我就不一定一直去奉天，不妨先到旅顺暂住，这总比在天津安全一些。桑岛立刻表示，到旅顺去也不必要。他叫郑垂转告我，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也不同意我现在动身，内田是日本政界的老前辈，日本军部对他也是尊重的，因此还是慎重从事的好，至于安全，他愿负完全责任。最后说，他要和驻屯军司令官香椎交换一下意见。第二天，副领事来找郑垂说，桑岛和香椎商量过了，意见一致，都不主张我现在离开天津。 $ q) I8 R/ y' E8 t' L
　　我听了这消息觉得非常胡涂，为了弄清真相，不得不把那位司令部的通译官请来。不料吉田的回答却是，所谓总领事和司令官的会商，根本没这么回事，香椎司令官主张我立刻随上角利一走。他给我出了个主意，由我亲笔写信给司令部，把坚决要走的态度告诉他。我在胡里胡涂中写了这封信。可是不知怎么弄的，日本总领事又知道了，连忙来找陈宝琛、郑孝胥探听有没有这回事，那封信是真的还是假的？……
" E  Z3 ^% u1 `( _+ M0 R5 V　　我对日本军政两界的这种摩擦非常生气，可是又没什么办法可想。这时二次去东北的刘骧业来了信，说是探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的真正意思：现在东北三省尚未全部控制，俟“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请上临幸沈阳”。既然决定命运的最高权威有了这样的表示，我只好遵命静候。
% b+ R4 j- q4 [" q5 ?$ `; W) m　　从那以后，我多少明白了一点，不仅天津的领事馆与驻屯军之间意见分歧，就连关东军内部步调也不太一致。我对某些现象不由得有些担心：前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祭祀沈阳北陵，辽宁省出现了“东北地方维持会”的组织，旧东北系重要人物减式毅在受着关东军的“优待”，前民国执政段祺瑞的行踪消息，又出现于报端，传闻日本人要用他组织北方政权。假如我当时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又一度要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空架子，又一度要用溥伟搞“明光帝国”（这是很快就知道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心情就更加难受了。 ; R; V0 K4 ~. E9 h' d
　　我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地等着消息。在等待中，我连续发出“谕旨”，让两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侄子宪原、宪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赏赐首先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张海鹏、贵福等人以美玉。我根据日本武官森纠的请求，写信给正和张海鹏对抗的马占山和具有民族气节的另一些蒙古工公，劝他们归降。我封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宪原、宪基等以大佐军衔。我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白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 1 {# a4 m5 C0 g
　　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是我按照郑孝胥的意见，直接派人到日本去进行活动。自从罗振玉遭到我的拒绝，快快离去之后，郑孝胥一变表面上的慎重态度，由主张观望变成反对观望，主张积极行动了。这时他认为在日本和铃木、南次郎以及黑龙会方面所谈的那个时机已经到来，是提出要求的时候了，同时，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竞争着，所以主张派人到东京去活动。我对这种突然的变化不但不惊异，反而十分高兴。我背着陈宝琛，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了日本人远山猛雄去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我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用黄绢亲笔给这两个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后来，一九四六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南次郎拿出了这封信，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我因为害怕将来回到祖国会受到审判，否认了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可惜此信的原文现在没有得到，只好暂时从日本书籍上转译如下：
# N7 ]' w! K6 l- c3 w3 R+ J　　　　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 ' o" \. r2 c; x/ v! O. @. e; m5 e
　　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
- p, `5 g: |# U4 w) H　　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
0 m# ~+ T7 |0 o" r  [9 A/ r　　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 2 _9 B, ^) f0 f  t1 C  R) h
　　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 H, A# w3 y: e2 h% g7 q9 x　　　　　　　　　　　　　　　　 辛未九月一日（十月十一日） / F4 o: p( Q0 R% b4 {. X, z
　　宣统御玺 2 J; T2 A1 }8 J
　　今上御笔　　　　　　 郑孝胥（签字）
9 N) [3 j; S/ N' j; @- Q9 e) @　　我就这样地一边等待，一边活动着。这封信由远山猛雄带走了三个多星期之后，我终于等到了郑孝胥在自己的日记里所写的这一天： , r1 g. A% c6 {9 c( K% i8 C1 T! B; P
　　　　九月辛百二十三日（十一月二日）。诣行在。召对。上云：“商衍瀛
5 Y0 s! C! z! X5 Q　　来见，言奉天吉林皆望这幸；吉田来言，土肥原至津，与司令部秘商，谓 " O( v8 l, |4 r* c/ X& j& N
　　宜速往。”对曰：“土肥原为本庄之参谋，乃关东军中之要人，果来迎幸， ( {! z# ]1 ^* P+ ^  a
　　则不宜迟。”明日以告领事馆。夜召土肥原。……
5 E5 y4 q5 _: S. ~5 I: ]

三　夜见土 肥原

# m/ _, p- o6 y" X+ S; E! i) r3 u

　
  u: g. c/ f, ^' v9 P

　

三　夜见土肥原

) [9 P: b* a6 \% T8 X$ {) d

　　　　在这里所处理的时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陆军大住，一九四一年四月 , c0 G! b* @- O4 M
　　升到将官阶级，在“九一八”事变前约十八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
# h' G6 l) Z2 D: R　　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嗣
; R; [& Z% m0 H3 \# j* C　　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派对中国其 0 P. z+ S1 e# k. ^
　　他地区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
* v8 Y  I; F5 |6 |　　行使，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显著的任务。 6 x) C$ d, P5 R5 v; |; @
　　　　土肥原当军部派其他指导者设计、准备和实行将东亚及东南亚置于日 2 v4 d4 i; U1 N) E7 [2 v0 q; ]
　　本支配之下时，曾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络而行动。 * |& n6 a+ l9 y
　　　　正当他的对华的特殊知识和他的在华行使阴谋的能力已无需要时，他
( d/ `5 N+ k& p. v% M　　就以现地将官的地位来担当实现他本人曾经参预的阴谋目的。他不但曾参
) a. Y. c. r5 L8 q# M　　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并且也参加了对苏联以及对各国，即一九四
9 n, c2 t4 z6 O! a' U4 S% M　　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曾对其实行侵略战争的各国，除法国以外的侵略战
! W7 p6 |9 j" e7 q1 X# [8 y　　争的实行。
3 A1 ]* e. P! A9 o9 s) k$ M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 Z) {) k. c8 b/ ^* w
　　土肥原和板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二十五名战犯中，是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的两人。他们两人罪状相同，都犯了七条“破坏和平罪”①，犯了“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条，即“命令准许违约行为”之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这批战犯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判决，土肥原与板垣和其他五名战犯都被判处了绞 刑。
8 _+ X$ w" t  T, O　　①这七条是：十八年间一贯为控制东南亚及太平洋的阴谋、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对美实行侵略战争、对英实行侵略战争、对荷兰实行侵略战争、对法实行侵略战争、制造张鼓峰事件、制造诺门坎事件。 8 e  Y0 ~$ v" A2 W
　　土肥原，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步兵科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第十三步兵联队长，一九一三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给东北军阀的顾问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张作霖的关系特别深，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中，他策动关东军帮助过张作霖。一九二八年关东军决定消灭张作霖，在皇姑屯炸 死张作霖的阴谋，也有他参加。不久，他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从此开始了判决书上所述的那些罪行，开始了飞黄腾达。其实土肥原的许多“杰作”《判决书》里都没有提到，例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天津骚动事件、一九三二年热河战争的爆发、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丰台事变和冀东伪组织的成立、十一月香河流氓暴动和冀察的特殊政权的出现，都离不开土肥原的策划活动。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土肥原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哪里。大约他的失败只有过一次，即在他拉拢之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反正抗日。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的升迁，他被调去当旅团长的时间不长，又调回任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人要成立的伪组织都成立起来了，骚 乱、暴 动等等手段也被武装进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脱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等身分，统帅着日兵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进行屠杀和掠夺。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年间，由大佐升到大将。 ' y, |3 Z( R' _2 C! W8 b6 z
　　那时关于他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①，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赌案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用了吉田忠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
2 S; l- w: w8 I/ x1 ^6 n5 A　　①著名的英国老特务。——作者 & E* i# o) m) \# c4 g7 e' F: d, W5 y4 H
　　他那年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现出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惟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 l+ H5 t/ t( O- S* M6 Y. I$ K
　　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说是只对付张学良一个人，说什么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旧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 h# H- ?( p& O/ n+ v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分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伯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个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 `# d) J6 A/ e/ U+ w7 V# s7 n
　　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问道：
/ ^2 m+ Q0 ^* o1 i; z) {- n　　“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5 N' t& I! w  _/ |( T# g; F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 ^: g2 g7 Y1 C3 t" `) i; @. `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 v* S& W" S# ~6 n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3 p' h& {9 B1 z& E. L% B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 a9 z1 g4 X4 ~2 Z, a, C/ C
　　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 8 g. ?7 n. ~. m0 _5 p5 _7 s
　　“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 z! m( a2 i. a) E0 m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满意。 ; k. W/ {  H* a- `3 s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 G* L4 Z' z7 k　　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土肥原走后，我接见了和土肥原一齐来的金梁，他带来了以袁金铠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总之，我认为完全没问题了。 5 ?/ ~; W+ S4 X5 b
　　土肥原去后，吉田告诉我，不必把这件事告诉总领事馆；关于动身去大连的事，自有他给我妥善安排。我当时决定，除了郑孝胥之外，再不找别人商量。
& V+ N. S4 j4 F. H  _% K　　但是，这回消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营传得还快，第二天报上登出了土肥原和我见面的新闻，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陈宝琛那几天本来不在天津，得到了消息，匆忙地从北京跑回来，一下火车直奔郑孝胥家里，打探了消息，然后奔向静园。这时正好刘骧业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我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看了这个电报，我不得不把会见土肥原的情形告诉了他，并且答应和大伙再商量一下。
* J6 n' J5 H% I2 V+ w　　这天是十一月五日，静园里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记得被我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之外，还有在天津当寓公的袁大化和铁良（升允此时刚刚去世）。在这次会议上，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9 R: b/ T5 `/ F6 I3 F6 S# J  n　　“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陈宝琛瞅着郑孝胥说。
3 Z7 {, G+ \2 [1 a# R' c/ X$ X　　“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
8 p! l  V# b7 R$ b　　“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 l! ^# t" M" z- J　　“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 g# H9 k3 c- N# u8 n　　“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 A0 }! `( K+ f; p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 T$ ~1 i/ S, {9 `% z1 o
　　“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 H) d1 y3 H8 |( T+ N2 y
　　“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3 K0 y+ C, N2 Y1 M- W
　　在郑孝胥的飞溅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探出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 " c7 j: Y: w2 `9 p! B1 l
　　“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 c7 ?4 y. \5 ~5 A" }! i& q5 w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不语的铁良，以及由于身分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嗣瑗，觉着不能再沉默了，于是出来打圆场。铁良说了些“从长计议”的话，透出他是支持陈宝琛的，袁大化嘟囔了几句，连意思都不清楚。胡嗣瑗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 D9 u, ]6 i4 c) Z' M, ]3 ?- ~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的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在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大约是土肥原会见后的两三天，我接见高友后的一段事。 # u- ~* s/ D& o' S& O5 ?
　　那几天要求见我的人非常多，我认为全部加以拒绝，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对我会更加不利。至于这个高友唐，更有接见的必要。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做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当了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曾自动为我向南京要求过“岁费”（没有结果）。我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我，所以接见了他。没想到他是给蒋介石来做说客的。他说国民党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告诉我，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住的地方，希望我选择上海，我如果要出洋，或者要到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 I2 a6 [+ W# f7 l/ F; j$ P9 _2 U% {　　听了他的话，我冷笑说： / R5 n! \: C$ w: X/ j) i
　　“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读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何必替他们说话！” % b# o6 u# ^$ m* j$ {/ O
　　高友唐是用遗老身分，以完全为我设想的口气，向我说话的。他说国民政府的条件对我很有利，当然，他们常常说话不算数，但是，如果我认为有必要，可以由外国银行做保。他说：“如果有外国人做保，蒋介石这回是决不敢骗人的。”他似乎颇能懂得我的心理，说优待条件恢复了，当然也恢复帝号，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 4 t0 P' m0 E* @: @# t
　　我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我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有人说他为了和英美拉拢而娶宋美龄，连他的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这种人是专门欺软怕硬的。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帝号，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帝位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的东北呢？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想到这里，我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说下去了。
9 @: V+ u  i# w0 _; w7 ~　　“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 ; K9 k1 I0 J! q% q2 _1 p5 K( u+ |
　　高友唐看我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认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
# G; y0 U5 s" j! Y' B1 {& Z* ?+ X　　“嗯，再来吧。”
% C* b8 v7 k, u9 F) K7 b　　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听说他向我七叔活动之后从北京回来，遇上了“天津事变”，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我已经不在静园了。
8 [3 G6 O- F$ J% x9 N* w　　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我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人们对我有忠告，有警告，甚至有姓爱新觉罗的劝我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决定对外不说任何真心话。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冉公的，也是张园和静园常来的客人，时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这时跑来打听我有没有出关的意思。他见我极力否认，于是又替我尽了辟谣的义务。他却没想到，就在他的报上登出了为我辟谣新闻的同一天，我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1 l8 O* w+ f- [# n　　在我离津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不可不说。那天我正在唾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
- O7 R* Z: K! t　　“勿失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决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 ; o1 f  \& z! Y& v1 O3 f9 w/ {
　　“不好了！”我的随侍祁继忠，忽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炸 弹！两个炸 弹！……”
( M. E7 @; h3 I) ]4 N　　我坐在沙发上，吓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 弹。 ! E( k5 k5 I8 q& K
　　静园上下惊魂未定，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来了，拿走了炸弹。第二天，吉田翻译官向我报告说，那两颗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 u) f/ p; r7 u) I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H7 g+ S  o5 f& P! q. [' t( Y　　“好！请你快些安排吧。” / }% X8 Z0 R: |2 F2 J8 Y- }
　　“遵命！请陛下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 @8 [( `' t% P  R5 M0 Q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 n" O# c7 J- v0 `* z  \$ V
　　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词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惊人的，是祁继忠接到了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更奇的是，他居然能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
6 C  O4 e" x) ]/ j　　那个茶房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清了，关于祁继忠这人，我却永远忘不了他。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宠信。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喜欢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竟是“内廷秽闻”中的人物，那时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我就借了个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人把他开除出了学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当上伪军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华北伪军少将，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的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出戏——虽然演员们演的相当笨拙——效果又是那么好，祁继忠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 8 n( `0 @2 @3 _/ A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也隔绝了。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 C4 S3 h' ]/ e% y: M! B- q+ g$ j　　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弄我到东北去，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或其他别的原因，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外界对我的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这时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坚持观望，开始打算主动和日本进行接触。不过他们仍怕军人靠不住，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的好。这些人的变化，和我一样是既怕错过机会，又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利权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曾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了这样一个奏折：
& n' `  L" J: _7 B, L& S4 W4 q　　　　奏为速赴机宜，以策万全，恭折仰祈圣鉴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
& g4 U) u# m- ~1 G　　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有此劝进之举，诚千载一
+ ?0 x, _+ b" |  r% j　　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赴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惟赴机若不得 - ^" e! S) ^) q  J* a3 T0 p3 e: G; t
　　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道，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 ) u9 ^/ J7 |' l. S0 p$ Q- S
　　订约，酌让路、矿、商务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
" U: F9 Z4 x4 r* W　　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喧腾，敌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   P* M5 m5 I. D1 L6 _
　　势。欲动则恐受赚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惟有请皇上密派 . m' w0 r. t1 a& S5 G: l$ S! i1 U
　　重臣径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
/ [. V8 m* V' q  t　　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 w2 w; ?- o4 ?. X# g' |9 Y/ n

四　白河偷渡

1 m/ {& ^( |/ \5 X

　　动身日期是十一月十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我为这件事临时很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门，索性把汽车从车房门开出去。我命令最亲近的随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了个办法，这就是把我藏进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箱里，然后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临时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
( [# W8 Y4 O, a9 q7 V　　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
2 A" v& @5 I% t0 a6 \. H　　那时正是天津骚 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邻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骚 乱和戒严，究竟是有意的布置还是偶合，我不能断定，总之给我的出奔造成了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所以虽然祁继忠找来的这个二把刀司机技术实在糟糕（一出静园大门车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我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我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总算顺利地开到了预定的地点——敷岛料理店。 # a% r1 d' J; a" I7 l1 {% J  u! @
　　汽车停下之后，祁继忠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吉田过来打开了车箱，扶我出来，一同进了敷岛料理店。早等候在这里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他拿出了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然后和吉田一同陪我坐上一部日军司令部的军车。这部车在白河岸上畅行无阻，一直开到一个码头。车子停下来之后，吉田和真方勋扶我下了车。我很快就看出来，这不是日租界，不觉有点发慌。吉田低声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夹扶下，快步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升允手下做过事的日本浪人工藤铁三郎，还有一个叫大谷的，现在忘了他的来历。我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个名叫诹访绩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叫“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过了二十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了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据他说当时船上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那时我的座位距离汽油桶大概不会超过三米远，我还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 ! s7 q+ v# d9 v* g7 T% B$ z; Y
　　吉田和真方勋大尉离开了汽船，汽船离了码头。电灯亮了，我隔窗眺望着河中的夜景，心中不胜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过几次，在东北海军毕庶澄的炮舰上和日本的驱逐舰上，我曾产生过幻想，把白河看做我未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 - f+ u% _+ G+ a" E! Q9 R( Y
　　可是我高兴得未免太早，郑垂告诉我：“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哩！” " ?3 V) ^8 q5 ?" Y& Q( k; U& Q; y
　　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看看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全都板着脸，一语不发。大家在沉默中过了两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停——船！”
$ Y, [4 y2 a& ?% ]& E* n+ g0 u! c　　像神经一下子被切断了似的，我几乎瘫在地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忽噜忽噜地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零乱的脚步声。我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后都有人伏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这时我觉出船的行速在下降，航向好像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电灯全熄了，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是同时，机器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觉一歪，像跳起来似地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枪声，渐渐远了。原来日本人早准备好了这一手，先装作听命的样子，然后乘岸上不备，一溜烟逃过去了。
0 {: a' `5 s4 n: |6 n- M1 s3 R# ?( F　　过了一会，灯光亮起来，舱里又有了活气。半夜时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着商轮“淡路九”出口外接我们的时候，日本兵拿出了酱汤、咸白菜和日本酒。郑孝胥活跃起来了，高谈其同文同种的谬论，把这一场惊险经历描绘成“英雄事业”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干杯，诗兴大发，即兴吟了一首诗道：
# O+ q; |5 H+ n+ L8 A6 F) \: k　　　　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试共论；
0 C1 f1 p' p4 X　　　　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
# q/ \' R. P; ~( w; P7 N+ h　　因为这天晚上吃了大米和大麦合制的日本饭，郑孝胥后来刻了两个图章给我，一个是“不忘在莒”，一个是“滹沱麦饭”。前者是借鲁昭公奔莒的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别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一晚；后者是借刘秀败走滹沱河，大树将军冯异为他烤衣服、做麦饭充饥的故事。郑孝胥把我比做刘秀，他自己自然是比做大树将军了。
2 z) x. k3 P9 [# f　　郑孝胥这天晚上的高兴，除了由于他成了一个胜利者外，大概还有另一层不便说出的原因，这就是他从日本军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了他们的一致。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他的日记上写道：
+ H9 f! _( D# D# ~; _, L/ P　　　　大七（即郑垂）至日本领事馆，后藤言：土肥原谓此来即为迎上赴奉
4 X0 Y3 x" G" E/ X; q　　天，领事馆可佯为不知。 ! s+ c: l; ~6 C5 a
　　二次大战后被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其中有十一月六日外相币原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
' b$ |, Y! G$ `' U　　　　关于拥戴宣统帝的运动。认为如果过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对内、外的 - p0 m1 }# V# g# o2 }) i
　　关系反会不好。曾把这种意见在外务方面协议过，外务方面虽然也同意， 9 v8 R7 I: e+ k; {8 Y$ Z
　　但关于满洲目前的局势，各方面都有拥戴皇帝的运动，因此，对于帝国国   a' V( f6 R4 C/ [/ U
　　策的执行上，难保不受到连累。同时，皇帝身边的保护也属必要，所以做
9 v: P9 k$ y+ M0 T# n4 j　　了相当的警备。再外务方面也表示，现在满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稳，东 8 n+ b3 \3 ?, o: w
　　三省的民众总的意志，也想拥戴皇帝。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
& s; j  Z; G- d' s　　其自然也无不可。
$ ^- ?4 a2 o3 l" d2 U" o2 K* t

五　在封锁中

　　在淡路丸上，郑孝胥讲了一整天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十三日早晨，我们到达了辽宁省营口市的“满铁”码头。 " u- p# B6 _/ @/ S/ J4 v
　　为什么去沈阳要从营口登陆，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曾考虑过，我想到的只是东北民众将如何在营口码头上来接我。在我的想象中，那里必定有一场民众欢呼的场面，就像我在天津日租界日侨小学里看到的那样，人们摇着小旗，向我高呼万岁。但是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7 b! ?; B! G0 ^- M/ Q( M/ x　　经过上角利一的介绍，才知道这都是板垣派来的人，为首的叫甘粕正彦。此人在中国知道他的不多，在日本却大有名气。他原是个宪兵大尉。日本大地震时，日本军部趁着震灾造成的混乱，迫害进步人士，遭难的大杉荣夫妇和七岁的孩子就是死在他手里的。震灾后，这个惨案被人揭发出来，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军部不得不让他充当替罪羊，交付军事法庭会审，处以无期徒刑。过了不久，他获得了假释，被送往法国去念书。他在法国学的是美术和音乐，几年之后，这位艺术家回到日本，随即被派到关东军特务机关。据二次大战后日本出版的一本书上说，作为“九一八”事变信号的柳条沟铁道的爆炸，就是他的一件杰作。在营口码头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彬彬有礼的戴细腿近视眼镜的人，会有这么不平凡的经历。如果没有他的杰作，也许我还不会到东北来哩。
; `/ \1 q6 z9 p8 h, W: w  Y　　甘粕正彦把我和郑氏父子让进预备好的马车，把我们载到火车站。坐了大约一个多钟头的火车，又换上了马车。一路上没听到任何解释，稀里胡涂地到了汤岗子温泉疗养区。我怀着狐疑的心情走进了对翠阁温泉旅馆。
- x  S/ w$ v+ ]- o2 N9 l$ {! V　　对翠阁旅馆是日本“满铁”的企业，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设备相当华丽，只有日本军官、满铁高级人员和中国的官僚有资格住。我被带进了楼上的非常讲究的客房，在这里见着了罗振玉、商衍瀛和佟济煦。罗振玉给我请安后即刻告诉我，他正在和关东军商洽复辟建国的事，又说在商谈结束前，不宜把我到达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他之外别人也不宜出头露面。他这话的真正用意我没有领会，我却自以为弄清了一个疑团：怪不得没有热烈欢迎的场面，原来人们还都不知我来。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的消息，那时就不会是这样冷冷清清的了。我想得很高兴，全然没有注意到郑氏父子的异样神色。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别有风味的日本饭菜，在窗口眺望了一会这个风景区的夜色，就心旷神怡地睡觉去了。
6 K& p, @5 t( W% }1 \/ m9 i　　过了一宿，我才明白这次又乐得太早了。
& i9 S# I' C+ T  }& g6 B　　漱洗之后，我招呼随侍祁继忠，说我要出去蹓跶一下，看看左近的风景。
- E9 H* ^  J; c2 T( c　　“不行呵，不让出去啦！”祁继忠愁眉苦脸地说。
& B& U9 V, b1 M. q# _　　“怎么不行？”我诧异地问。“谁说的？到楼下去问问！” 5 E" ?9 j! _8 g4 N4 x3 G' M
　　“连楼也不让下呵！”
( f9 b# Y* P3 Q4 G# L  ~$ J( Y　　我这时才知道，对翠阁旅馆已经被封锁起来，不但外面的人不准进到旅馆范围里来，就是住在楼下的人也休想上楼（楼上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住）。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连楼上的人也不许下去呢？找罗振玉，罗振玉已不知何往。郑孝胥父子都很生气，请我找日本人问问这是怎么回事。陪我们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带头的是上角利一和甘粕正彦。祁继忠把上角找来了，他笑嘻嘻地用日本腔的中国话说： + C, B4 H9 m: E* B) X/ P+ W
　　“这是为了安全的，为了宣统帝安全的。” 6 q/ s- P) B( \% ]9 u  q
　　“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郑孝胥问。
# R2 _: b3 ~1 g1 m, N) P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3 I. u0 P0 B0 g/ n/ O. e- [/ X　　“熙洽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熙洽要接我到奉天吗？”
* P9 Q7 d) i5 _" T/ `( L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 o; p: s8 ?; g
　　“罗振玉呢？”郑垂问。 ( b3 v6 }7 P; k, h( a7 o9 G. w
　　“到沈阳找板垣大住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 w' Y7 z& c. g0 d　　“糟！”郑垂一甩手，忿忿地走到一边去了。这个“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我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和熙洽都说一切没问题，就等我来主持大计了吗？上角现在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上角利一含糊其词地回答说：
. X) @$ m& S( V7 F& |+ O　　“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要着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 b1 ^& r8 Y; K% {) l% Q
　　“到哪里去呢？”郑垂匆匆地走过来插嘴，“到奉天吗？” & v# n9 m5 v- k% o- p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 V. g+ [8 W1 V　　我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叫来了佟济煦，问他从沈阳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意思。佟济煦说这是袁金铠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我又问商衍瀛，他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没说出个什么道理来，只抱怨这地方没有“乩坛”，否则的话，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 7 f( t: e1 n. z3 b' L: ?6 X
　　这时我还不知道，日本人正在忙乱中。日本在国际上处势孤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这块殖民地，意见还不统一，关东军自然还不便于立刻让我出场。我只感觉出日本人对我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里的那个上角了。我在不安的预感中，等待了一个星期，忽然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请我搬到旅顺去。
; p! X% P' a6 g% W　　为什么不去沈阳呢？上角利一笑嘻嘻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据上角说，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很方便。我听着有理，于是这天晚上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9 u* M, ?( p& o9 V  \% R8 m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我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我不要下楼，楼下的人也不准上来。上角和甘粕对我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我到沈阳去。在这里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便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不但外出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这时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神色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说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关东军目前是这里的主人，我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我虽然心里着急，也只好捺下心等着。
6 h+ i( `/ h8 J3 D$ e+ A" S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我皇上的，这些绞着脑汁、不辞劳苦、为我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磨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才准备下我这张牌，自然他们在需要打出去之前，要严密加以保藏。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独得日本人的犒赏，也都想独占我这张牌，都费尽心机把持我。于是就形成了对我的封锁，使我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我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我和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到了旅顺，郑孝胥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跟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在防范我这方面，罗和郑联合起来，这就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我，一方面又勾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 2 T! i' A& n3 H5 i
　　这些事实的内幕，我当时自然不明白。我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跟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我和别人隔离开。他们对于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不怎么注意，对于从天津来的要见我的人，却防范得很厉害，甚至连对婉容都不客气。 * S7 L  A8 O% a: }: a3 \' ^9 K
　　我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我，命陈曾寿送婉容来。这三个人听说我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关东军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来。婉容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我出了什么岔子，便大哭大闹，非来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了我一次。过了大概一个月，关东军把我迁到善耆（这时已死）的儿子宪章家里去住，这才让婉容和后来赶到的二妹、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来。 5 Q! `/ s  }, b" @5 f
　　我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搬到我身边，但郑孝胥说关东军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栻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我。我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必须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我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我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在压迫着我，我只能安慰胡嗣瑗几句，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我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地向我叙说了郑罗二人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他们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 v7 S* W! N( L　　胡嗣瑗和陈曾寿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和条陈来，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胡嗣瑗曾劝我向日本人要求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意思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大军机。陈曾寿则对我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纲纪，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纲纪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政令必出自上”，总之一句话，我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大官。这些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晋爵的时候，显贵角色里根本没有他们。后来经我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务，但他不干，请假走了，直到以后设立了内廷局叫他当局长，他才回来。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我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才不再提什么“白衣”。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便和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8 ^/ N: a: B* w) R; S. T- A& j* j$ C
　　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郑孝胥这时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他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他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想撵陈回去。所以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只和我见了两面，就被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给送走了。 . Z" B% Z8 x4 i  s% w, M: b; t
　　同时，天津和北京的一些想做官的遗老们借口服侍我，跑到旅顺来，也都被郑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我也遇到拦阻。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才无可奈何地让一部分人见了我，给我祝寿。其中有宝熙、商衍瀛、沈继贤、金卓、王季烈、陈曾寿、毓善等人，后来在伪满成立时都成了大小新贵。 % s0 x  o' l/ ]$ w2 q0 K* }$ ]
　　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和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当过我父亲家里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我身边沾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 O7 c6 p8 C1 `4 k. i  f) X
　　发生在郑与罗之间的斗争是最激烈的。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全身的力气。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即行封锁，是他的头一“招”。他自恃有首倡“迎立”之功，相信只要能把我垄断在手，用我这张牌去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以达到位居首辅的目的。可是他在谈判中，一上来就坚持要大清复辟。日本方面对他这个意见不感兴趣。他跟我一样地不明白，复辟的做法和日本人宣传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的说法，是配不上套的。这时日本人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还不能把这场傀儡戏立刻搬上台去，因此关东军并不急于定案，暂时仍用什么“自治指导部”、“维持会”等名目支撑着。罗振玉认为郑孝胥被他封锁住，其他人更无法靠近我的身边，无从代表我和日本人去说话，他大可用独家经理的身分，不慌不忙地和日本人办交涉。复辟大清和另立国家之争在悬而未决，我和郑孝胥到了旅顺，出乎罗振玉的意外，他对郑孝胥的封锁失了效，关东军方面请郑孝胥去会谈。罗振玉既不知道郑孝胥和东京军部的关系，也想不到郑孝胥在离津之前就认识了上角利一。就像我出宫那年，罗振玉与日本竹本大住的关系变成了郑孝胥的关系一样，这回罗振玉带来的上角也很快变成了郑孝胥的朋友，成了郑与关东军之间的桥梁。郑氏父子到了营口、旅顺，和甘粕正彦谈了几次心，关东军因此了解到他父子远比罗振玉“灵活”，不像罗振玉那样非有蟒袍补褂、三跪九叩不过瘾，因此乐于以他为交易对手。郑孝胥被看中了之后，第一次和板垣会面（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旅顺），听到板垣要叫我当“满蒙共和国大总统”，先很惊讶，后来明白了日本军方决不肯给我一顶皇帝帽子，便马上改了主意，由他儿子郑垂出面找军方选中的殖民地总管驹井德三，表示日本如果认为“帝国”称呼不适于这个新国家的话，只要同意他任未来的内阁首揆，一切没有问题，他可负责说服“宣统帝”接受其他的元首称号。顺便说一句，这时抢这个首揆椅子的，却大有人在。不但有罗振玉，还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人。熙洽几次派人送钱给我，共有十几万元，求我授他“总理”之职。郑孝胥自然很着急，所以忙不迭地叫郑垂从旁抢先递“价码”。驹井德三把这袖筒里来的价码告诉了本庄和板垣，于是郑孝胥便成了奉天关东军司令官的客人。就这样，关东军的第一交易对手由罗振玉变成了郑孝胥。 6 E7 {1 L1 `, s0 j; \, s
　　自然，这些真相是我在封锁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见到的是另外一样……